论坛精编

主论坛: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
主论坛: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

新形势下,中国如何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世界如何应对新一轮全球化挑战?更好参与全球治理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商学界国内外顶级专家共同探讨了相关议题。[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2019年04月17日  16:19
一带一路如何成为多边合作新平台?多国使节观点碰撞
一带一路如何成为多边合作新平台?多国使节观点碰撞

来自多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官员和中国前驻外大使共同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相关问题进行了回答与讨论,从多元视角为“一带一路”建设建言献策。[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2019年04月19日  10:20
科技与全球治理 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
科技与全球治理 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

未来如何顺应科技全球化,运用好科技手段,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互惠互利的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将会趋向一个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2019年04月19日  10:26
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
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

面临海外投资的新挑战,中国企业该顺应新的全球化发展更好地“走出去”?如何合规开展海外业务?如何回避地缘政治的风险?[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2019年04月19日  10:22
国际商界对话《外商投资法》细则与投资新前景
国际商界对话《外商投资法》细则与投资新前景

《外商投资法》的实施细则将涉及到哪些?如何为外企在华投资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在该法案的实施将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2019年04月19日  10:14

致辞

崔明谟:2018年中国利用外资情况取得良好成绩
崔明谟:2018年中国利用外资情况取得良好成绩

崔明谟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09:39
陈德铭: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不要以老二自居
陈德铭: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不要以老二自居

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CCG名誉主席陈德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09:39
罗世礼:确保全球化4.0是普惠包容的 能够降低不平等
罗世礼:确保全球化4.0是普惠包容的 能够降低不平等

H.E. Nicholas Rosellini(罗世礼)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09:41
高岸明:全球治理是多元行为主体共谋共管的公共事务
高岸明:全球治理是多元行为主体共谋共管的公共事务

高岸明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0:04
CCG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主持大会
CCG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主持大会

CCG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0:08

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

陈健:国际贸易体系不可能做出一个顶层设计
陈健:国际贸易体系不可能做出一个顶层设计

陈德铭 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CCG名誉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0:13
陈德铭:今年G20或将提出关于WTO改革的原则性表述
陈德铭:今年G20或将提出关于WTO改革的原则性表述

陈德铭 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CCG名誉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0:11
陈启宗:希望西方能够学会尊重其他人的不同观点
陈启宗:希望西方能够学会尊重其他人的不同观点

陈启宗 恒隆地产董事长,CCG联席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0:15
刘世锦:中美日本欧盟走向自贸区零关税是大概率事件
刘世锦:中美日本欧盟走向自贸区零关税是大概率事件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CCG顾问[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0:16
刘燕华:创新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巨大挑战
刘燕华:创新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巨大挑战

刘燕华 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CCG顾问[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0:31
Justin Va?sse:关注贸易环境地缘政治和贸易的关系
Justin Va?sse:关注贸易环境地缘政治和贸易的关系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0:32
王石:全球化首先要做好亚洲一体化
王石:全球化首先要做好亚洲一体化

王 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CCG资深副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0:33
王石:中国赴日游客将达千万 中国的日本游客却没增长
王石:中国赴日游客将达千万 中国的日本游客却没增长

王 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CCG资深副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1:35
薛澜:中国海外留学生近50万 有更多人愿意来中国学习
薛澜:中国海外留学生近50万 有更多人愿意来中国学习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薛澜[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1:48
赵白鸽谈“一带一路”:共享包括利益经验和教训
赵白鸽谈“一带一路”:共享包括利益经验和教训

赵白鸽 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1:49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多边合作新路径

苏格: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探寻全球化推动力
苏格: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探寻全球化推动力

苏 格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前驻冰岛大使,CCG顾问[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2:17
兰立俊:“一带一路”应该从软规则转向硬规则
兰立俊:“一带一路”应该从软规则转向硬规则

兰立俊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前驻印度尼西亚、加拿大、瑞典大使[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2:13

科技与全球治理

梁建章:我们生小孩的成本全世界最高 生育率低不奇怪
梁建章:我们生小孩的成本全世界最高 生育率低不奇怪

梁建章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CCG资深副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3:15
梁建章为人口操碎心:希望有种机器按一下就出个小孩
梁建章为人口操碎心:希望有种机器按一下就出个小孩

梁建章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CCG资深副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3:59
为什么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不愿意生小孩?
为什么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不愿意生小孩?

梁建章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CCG资深副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4:29
梁建章:中国旅游逆差8千万人 需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梁建章:中国旅游逆差8千万人 需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梁建章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CCG资深副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5:09
梁建章:不改善入境旅游 中国会变成贸易逆差国家
梁建章:不改善入境旅游 中国会变成贸易逆差国家

梁建章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CCG资深副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7:31
何梅:从移民到教育 创业20年一直专注于全球化
何梅:从移民到教育 创业20年一直专注于全球化

何梅 外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CCG副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4:48
周灏:把AI嵌入生活服务领域 提高整体效率
周灏:把AI嵌入生活服务领域 提高整体效率

周 灏 量化派创始人兼CEO,CCG常务理事[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4:59
高敏:制造业转入东南亚 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做研发
高敏:制造业转入东南亚 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做研发

汉帛集团总裁高敏[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3:48
米雯娟:用科技连接全球的教育资源 让教育变得更好
米雯娟:用科技连接全球的教育资源 让教育变得更好

米雯娟 VIPKID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4:43

《外商投资法》细则与对华投资新前景

BP中国杨筱萍: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具有里程碑意义
BP中国杨筱萍: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具有里程碑意义

杨筱萍 BP中国总裁[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6:14
宽资本创始人关新:《外商投资法》倒逼内资进步
宽资本创始人关新:《外商投资法》倒逼内资进步

关 新 宽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CCG副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6:34
周延礼:《外商投资法》备受期待 但需要有更多细节
周延礼:《外商投资法》备受期待 但需要有更多细节

周延礼 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CCG顾问[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6:33
Nick Coyle:《外商投资法》给外资带来了提升空间
Nick Coyle:《外商投资法》给外资带来了提升空间

Nick Coyle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北京首席执行官[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6:09
方方:欧洲公司更务实有忍耐度 不会无限承担风险
方方:欧洲公司更务实有忍耐度 不会无限承担风险

方 方 水木投资集团合伙人,CCG副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6:53

中国对外投资调整与新机遇

宋志平:国有企业面对国际质疑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
宋志平:国有企业面对国际质疑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7日  14:10
宋志平:跨国公司要学会给大家多分一杯羹 共享共赢
宋志平:跨国公司要学会给大家多分一杯羹 共享共赢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7:37
徐井宏:企业走出去战略要清晰 不要为走出去而走出去
徐井宏:企业走出去战略要清晰 不要为走出去而走出去

徐井宏 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杰商会(AAMA)会长, CCG副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8:09
闵浩:尽快让产业产品标准向国际靠拢
闵浩:尽快让产业产品标准向国际靠拢

闵 浩 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8:14
唐浩轩:“一带一路”是大舞台 园区是台柱至关重要
唐浩轩:“一带一路”是大舞台 园区是台柱至关重要

唐浩轩 富爱达国际董事长,CCG常务理事[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8:16
王广发:改革开放走过40年 第二个40年会更加开放
王广发:改革开放走过40年 第二个40年会更加开放

王广发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府学校总校长,CCG资深副主席[详情]

新浪财经|2019年04月14日  18:11

会议议程

4月14日(星期日)

09:00-09:20 开幕式
致辞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德铭 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CCG名誉主席(确认)
崔明谟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确认)
高岸明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确认)
Amb. Nicholas Rosellini(罗世礼)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 (确认)
主持人:
王辉耀 CCG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确认)

9:20-10:40 论坛一(主题论坛): 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
研讨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 健 商务部原副部长,CCG顾问(确认)
陈德铭 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CCG名誉主席(确认)
陈启宗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CCG联席主席(确认)
兰立俊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前驻印度尼西亚、加拿大、瑞典大使(确认)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CCG顾问(确认)
刘燕华 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CCG顾问(确认)
王 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CCG 资深副主席(确认)
王永庆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确认)
薛 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确认)
Justin Va?sse 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确认)
赵白鸽 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确认)
主持人:
王辉耀 CCG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确认)

10:40-11:00 茶歇

11:00-12:20 论坛二(大使圆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多边合作新路径
研讨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列)
Amb. Edward Boateng 加纳驻华大使(确认)
Giuseppe Crocetti(柯吉佩)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移民署)驻华代表(确认)
Amb. Ali Obaid Al Dhaheri 阿联酋驻华大使(确认)
Giuseppe Fedele 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公使(确认)
William Klein (柯有为) 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事务公使衔参赞 (确认)
Hon. Terry Miller 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确认)
Amb. Eoin O'Leary(李修文) 爱尔兰驻华大使(确认)
Amb. Miguel Angel Ramirez Ramos(米格尔·安赫尔·拉米雷) 古巴驻华大使(确认)
Johannes Regenbrecht 德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确认)
Amb. Nicholas Rosellini(罗世礼)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确认)
Gerald Thomson(董正德)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公使 (确认)
Amb. Wojciech Zajaczkowski(赛熙军) 波兰驻华大使(确认)
主持人:
刘 欣 CGTN主持人(确认)

12:30-13:50 午餐会:科技与全球治理,创造一个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的世界?
研讨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列)
高 敏 汉帛集团总裁(确认)
何 梅 外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CCG副主席(确认)
梁建章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CCG资深副主席(确认)
米雯娟 VIPKID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确认)
王 翌 流利说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确认)
周 灏 量化派创始人兼CEO,CCG常务理事(确认)
主持人:
陈启宗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CCG联席主席(确认)

14:00-15:20 论坛三(中美智库圆桌):逃离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的未来
研讨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列)
Andrew Browne 彭博新经济论坛主编(确认)
Wendy Cutler(温迪?卡特勒)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副主任,前美国贸易副代表、TPP首席谈判官(确认)
黄严忠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确认)
Daniel Ikenson(丹尼尔?艾肯森)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中心主任(确认)
金 鑫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确认)
Masahiro Kawai 东亚经济研究院院长、原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确认)
Amb. Terry Miller 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确认)
Michael Pillsbury(白邦瑞) 美国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确认)
阮宗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CIIS)常务副院长(确认)
袁 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确认)
周明伟 中国外文局原局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确认)
主持人:
王辉耀 CCG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确认)

15:20-15:40 茶歇

15:40-17:00 论坛四(跨国公司CEO和商会领袖圆桌) 更加开放的中国:《外商投资法》细则与对华投资新前景
研讨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列)
Nick Coyle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北京首席执行官(确认)
方 方 水木投资集团合伙人,CCG副主席(确认)
关 新 宽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CCG副主席(确认)
Allan Gabor(安高博) 默克中国总裁(确认)
李学海 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美国百人会大中华地区共同主席,CCG副主席(确认)
梁锦松 香港财政司前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CCG资深副主席(确认)
Jacob Parker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副总裁(确认)
Tim Stratford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确认)
杨筱萍 BP中国总裁(确认)
詹宏钰 塔塔集团中国区总裁(确认)
周延礼 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CCG顾问(确认)
主持人:
田 薇 CGTN主持人,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17:00-18:20 论坛五(中国企业走出去圆桌):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中国对外投资调整与新机遇
研讨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列)
傅成玉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CCG顾问(确认)
高振东 宝时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CCG资深副主席(确认)
廖建文 京东集团首席战略官,长江商学院原副院长(确认)
闵 浩 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确认)
秦洪涛 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CCG常务理事(确认)
宋志平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确认)
唐浩轩 富爱达国际董事长,CCG常务理事(确认)
王广发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府学校总校长,CCG资深副主席(确认)
王琳达 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CCG副主席(确认)
徐井宏 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杰商会(AAMA)会长(确认)
Michael Yeoh Kingsley 战略研究所所长及亚洲战略和领导研究中心原CEO(确认)
张华荣 华坚集团董事长,CCG副主席(确认)
主持人:
苗 绿 CCG副主任兼秘书长(确认)

18:30-21:00
CCG专家夜话:全球治理的挑战和多边主义的未来
(仅限受邀嘉宾,提供晚餐)

最新新闻

中外国际专家详解: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多边主义的未来
中外国际专家详解: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多边主义的未来

   重磅!听听三十位中外国际问题大家怎么讲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多边主义的未来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和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聚集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本场论坛为CCG专家夜话,聚焦“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多边主义的未来”议题。 为探讨各国应如何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多边体制和共同推动全球化朝着合作共赢方向发展,CCG邀请了国际关系、国际经贸、全球治理等领域的30位国内外智库专家学者在本场夜话中围绕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发展前景等焦点问题展开讨论,为全球化发展提出智库建议。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金灿荣:各国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参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这个概念最初是在90年代初期,由秦亚青、阎学通等学者引进来的。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对这一概念的态度从最初的谨慎保守,到逐渐接受再到积极参与。这种转变不仅与学者研究和阐述有关,更离不开国家领导人对全球治理重要性的认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匪浅,是过去30年中最大赢家,因此中国愿意为推动全球化贡献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虽然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但是中国不想夸张这些矛盾,而想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十分消极,但中国大部分领导人对美国却持有欣赏态度,对中美关系也极其重视。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都治理不好当今的世界,全球治理的出路就是让大国们共同合作,达成共识,特别是中美两国要协商一致,维持世界和平。 CGTN政治和和经济评论员Einer Tangen:各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要保持初心,合作共赢 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以应对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重建和其他全球治理的相关问题。为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各国该如何在主权方面做出妥协,实现合作,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各国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保持初心,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为世界带来人们期待的变化,贡献力量。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教授Daya Thussu:新兴国家应该在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多话语权 这个世界不仅只有中国和美国,全球化不是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参与者。虽然它们占了全球GDP的40%,但是按照两极化的思维来思考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局限的思维。许多人在探讨全球治理的时候把问题集中在了几个方面,例如当前的国际形势是谁造成的,谁是基调的奠定者和规则的制定者。但是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问题,可以发现现在不仅是中国崛起了,其他国家也在崛起,因此现有的国际格局遭到挑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这就意味着目前各国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审视国际局势,给新兴国家更多的话语权。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全球治理应先从经济治理入手 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治理是在“全球治理”领域最先被提出的问题。但是近年来,我观察到“全球治理”的概念在更多的场合中被提出和应用。全球治理的覆盖面非常广。如果要真正地要推进全球治理,难度非常大。各国协商谈判和重来是全球治理的唯二路径。所以我认为结合当前的局面,进行全球治理应该先从经济治理入手,确保全球经济恢复健康增长,从而为各国坚定下一步的政治治理和其他的国际秩序的治理奠定基础。WTO改革和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是目前最棘手的两个问题,需要各国用合作精神,体现灵活解决问题。 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关系杰出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国际关系学教授Amitav Acharya(安明博):各国应加大对全球治理碎片化趋势的研究 全球治理听起来很美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很喜欢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发展过程是曲折前进的。国家不是全球治理的唯一主体,各国也应关注WTO基金会、WHO基金会等基金会组织,同时允许民间社会参与全球治理。同时,在全球治理中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全球治理不仅仅涉及到IMF、WTO或者是联合国,还有欧盟等区域性的组织,也在全球治理如气候问题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要。未来人类可能我们会进入全球治理新阶段,出现全球治理既依赖国家主体又依赖国际组织的模式。我期待各国能够用协商谈判的方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Justin Vaisse:扩大多边主义定义,帮助多边主义发展走出困境 国家主权是不可侵犯的,但是当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时,主权国家就需要进行协商合作,从而解决这些问题。全球治理需要涵盖更多的主体,除国家之外,还应涵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多边体系和Google、Facebook、腾讯、百度等跨国公司,以及一些国际和当地组织,并为这些国家和行为体提供一个沟通平台。此外,我们还要用多种方式将这些主体联系起来,有效推动全球治理进程。目前多边主义发展陷入了困境,世界缺少对各国行为的法律性约束力,因此我们更需要维护现有的全球治理多边机制,扩大多边主义的定义,关注更多领域的全球化的问题,从而帮助多边主义走出困境。 CCG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纽约、旧金山总领馆原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中美两国应共同成长,互利互惠 对多边体系和全球治理,首先是捍卫,其次才是改进。现在各种多边机制已经很多,不需要成立新的。因为如果不遵守多边机制的规则,再建立新的也没有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并不是因为没有预防的多边机制。国际联盟就是。但未能阻止二战爆发。日本退出了,德国也不遵守。现在最大的威胁是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凌驾于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和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机制之上。 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一些智库对中国有几个重大指责。一个是美国当初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却没有像美国那样发展成民主国家。这个指责并不能成立。因为世贸组织不是政治组织,不是社会制度组织,仅仅是贸易规则的组织。中美当年谈判中国加入世贸,所有的内容都是关于贸易和投资规则。另一个指责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搭了美国便车。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搭了美国便车,没有买车票,现在补票不就得了?其实中国加入世贸后,美国并不是输家。2002年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出口累计增长487.0%,是同期对全球出口累计增长123.1%的差不多四倍;美国从中国进口累计增长303.8%,是同期从世界进口累计增长101.7%的差不多三倍;但慢于同期对华出口增速。因此中美完全可以共同成长,互利互惠,而不应打贸易战。 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中心主任Daniel Ikenson:各国需要找到多边主义发展新方向 多边贸易体系长久以来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自从1995年WTO成立以后,再没有新的多边贸易协定出现。有些国家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改革WTO体系,而想让近200个国家在50个问题都达成共识是几乎不可能的。现在特朗普政府与85年前的美国贸易政策背道而驰,保护主义成为了美国再次伟大的工具。但是现存的WTO机制亟需与时俱进,将环境的问题,贸易货币,数字技术和电商问题囊括在内,让协定更加地包容。为达成此目标,中美两国的合作必不可少,需要找到妥协平衡点,达成共识。此外,世界还需要更多多元协定,除多边协定外,还需要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我们需要让美国意识到多边主义和其利益相辅相成,从而真正推动多边主义发展。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喜马拉雅山共识组织创始人Laurence Brahm(龙安志):维护多边主义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对话 自二战以来,国际格局相对稳定。但是自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一些新单边主义的机制正在撕裂这样的全球结构。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多边主义的世界,也需要多边主义维持世界和平。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倡议框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在国际上体现出来,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多边主义的发展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各国应加强沟通交流,增加对话,从而维护多边主义的发展,保持国际格局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构建多层次的全球化有助于真正实现全球治理 谈及全球治理就必须讨论什么是全球化。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全球化4.0的概念,但是我更愿意称其为全球化3.0。为什么是3.0?全球化1.0是殖民主义统治世界的全球化,全球化2.0是制度化的全球化,而现在的全球化3.0是“治理的全球化”。在现阶段,治理全球化应超越第二阶段的制度全球化,也就是让更多的国家参与治理,而非由某个国家主导。除全球化外,世界还呈现区域一体化趋势,因此在全球治理的新全球化框架里,需要分层次,分区域,跨区域,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全球化,形成全球区域间合作网络的结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全球治理。 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事务公使衔参赞William Klein:多边主义消亡论是无稽之谈  多边主义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存在于世界各地,许多主权国家通过共同合作来维护彼此的利益。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中国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但中国愿意继续推动开放并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发展友好的关系。美国和中国政府一直在讨论知识产权问题,这并不是美国口说无凭捏造出来的,在中国执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时确实存在着很多难点。在美国看来,中国已经是国际事务举足轻重的参与者,中国行为应该符合其他大国都遵守的标准。如果中国想要公平竞争,互利互惠,获得其他国家的市场准入,那么中国就必须和其他国家一样同等开放。美国的目标是积极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共同打造一个公平的、可执行的、建设性的贸易经济关系,促进互利互惠的中美关系发展。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江山:WTO改革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学习了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知识产权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跨国界的,也是需要全球治理的,不能单方面指责中国,要看到中国取得进步。我们应该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对WTO进行改革。WTO改革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不能在讨论过程中夹带私货,并将其作为向另一方施压的手段。WTO的非歧视原则及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也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崔凡:世贸组织改革的谈判难点是数字经济 电子商务与数字经济是世贸组织改革谈判的难点,其难度可能超过非市场导向的问题。每个国家对电子商务谈判的重点诉求是不一样的。首先,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全球政策协调的必要性进一步地增强了。第二,互联网领域是一个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领域,中美作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全球化这一关键议题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双方必须加强对话与协调。第三,全球化困境。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以及各国国内民主机制这三者难以高水平兼得,这在数字流动问题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在全球数据流动进一步自由化的同时,中国必须要加紧提高与开放体制相适应的监管能力。 日本东亚经济研究院院长、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原院长Masahiro Kawai:中国和美国应该同日本一道维护多边主义  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观点和看法。特朗普在大选时候用的一些手段反映了美国缺乏调整机制,其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凝聚力的减弱和丧失。日本一直在推动全球化和多边主义进程。日本的策略是给美方施加隐形压力,同时又希望中国也能采取措施,尤其是敦促美国能回到多边主义的谈判桌上进行贸易谈判。日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与各国一道就补贴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数据自由流动进行谈判。中国和美国应该同日本一道维护多边主义和促进多边贸易谈判。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世界经济发展现状的十个矛盾 现在全球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十大矛盾:贫富矛盾、南北矛盾、新旧矛盾、收支矛盾、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能力支付不足的矛盾和多元文明与文化的矛盾。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日益激烈,这不仅表现在中美关系中,也表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印度甚至其盟友的关系中,呈现合纵连横的局面。其中中美关系成为最大的矛盾点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消极态度。中国现在扩大改革开放,拥抱全球市场,通过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为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提供创新的合作平台,寻求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携手发展。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创始院长刘德斌:全球治理关键在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 全球治理归根到底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人类历史是大大小小人类命运共同体演化的历史,但是仔细去考虑有三点辩证关系,即我者和他者的辩证关系:第一,相互对立;第二,他者的存在往往以我者的存在为前提;第三,他者和我者是可以转化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我者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朝着有利于和平发展的方向转化,这就要让国家体系保持弹性,比如建立各种共同体,区域化可能是未来世界秩序发展的可能。中国的历史经验是不断地把他者转化为我者,这和美国的历史经验有相似之处,只是美国的历史很短,和中国转化的方式不一样。 CCG高级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原主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原会长孙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不谋求领导地位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远没有实现自己的使命,世界秩序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我们任重而道远。华尔街资本的逐利性加速了美国产业外移和就业减少的势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当局的直接干预,美国华尔街是最后的受益者。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擅长学习,我们已意识到知识产权等相关权利的重要性,并正在践行这些工作。中美双方过去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成功的尝试,现在更应该增进相互了解,促进对话,这样才能进行顺畅的沟通和合作。我们应该参与到全球治理中,而不是谋求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因为全球治理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像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机制。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中美对时间的观念不一样 中美之间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双方对时间的观念不一样。10年中出现变化、波动甚至是曲折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只看这10年的时间,应该给予中国一些耐心。另外,美国认为中国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不公平的市场准入政策,或者说中国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这10年的时间太长了,为什么中国这么发达了还不开放?我希望美国人能多一点耐心,或者说用冷静的态度来理解时间概念。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协调,或者说把国内治理转化成国际治理的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些耐心。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中美贸易战不打不相识 第一,关于全球治理的问题。全球治理的未来依赖于中美相互之间的合作,因为中美两国是全球治理的关键。第二,中美贸易战不打不相识,贸易战没有赢家,经济相互依赖对于中美双边的制约还是很明显的。第三,中美两国都处在国内巨大变化调整中。第四,中美协议达成有助于中美关系找到走出战略竞争的办法,这可以为中美在WTO等领域的合作会开辟一个机会之窗。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亚洲司原司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原公使吕克俭:贸易体制改革过程中问计群贤很重要 目前全球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摩擦一样,只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来解决。贸易战没有赢家,一旦全球秩序遭到破坏,会对全球的经济发展秩序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首先要维护全球秩序的稳定。希望CCG能够在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交流和探索。大家都是贤士,问计群贤非常重要。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爱丁堡大学公司金融学首席教授侯文轩: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资源配置问题是症结所在 要解决中国市场的经济地位和中美贸易纷争中的症结,首先要回答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何种作用?问题在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资源配置问题。企业的增长和消亡是很正常的,国家在大政方针上要有所改革。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严忠: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存在积极合作 当我们提到中国在全球治理参与的时候,不应该一直强调中美之间缺乏合作,中国和美国还在其他社会问题上有着积极合作。第一,1945年的机制性安排没有让中国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也没有一个机制促进权利的分享。第二,中国依赖“国家主导”的方式进行全球治理。第三,中国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压力,国家领导力需要首先应对国内问题。 CCG联席主席、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美国应学会接受中国的崛起 国家之间不是平等的,有大小之分。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现阶段不仅奉行孤立主义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非常强势。如果说中国需要改进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那么美国则需要改进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尽管十年后,中国可能还不能在经济数字方面超过美国,但与美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小,而排在第三、第四名的经济体一定会被远远甩在后面。因此中美两国一定要通力合作。在贸易谈判时,中美两国必须坐下来达成共识,并将共识扩散到全球。同时,美国要学会接受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在崛起的事实,与其和平共处,共同创造“共赢”局面。 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Hon.Terry Miller:各方达成共识才能商讨出所有人都会遵守的规则 我听到了一些针对美国激烈的言论,其他几位与会者提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全球治理。在贸易领域或其他领域,国家间的合作必须要基于自愿合作。当全球治理开始以强权胁迫国家参与,那么大家就各自逃散了,国家政策在实践中不会真正得到落实。我很欣赏CCG一直致力于推进对话,只有通过推进对话,各国才能真正理解彼此,规则才会应运而生。各方达成共识才能商讨出所有人都会遵守的规则。 CCG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全球治理需要得到改善,让大家都能参与其中 二战之后,全球治理发展已经跟不上全球实践了。我看到IMF最近提出的一个报告,就是跨国公司缴税水平和过去相比已经下降了很多。不管是在自己的国家还是在所运营的国家,缴税水平有所下降。现在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在中国运作,每年收入达到超过5000亿,超出了中美贸易逆差。所以美国企业在中国运营能够受益,其它国家的企业在中国肯定也会受益。特朗普总统宣布要减税,苹果宣布要汇回美国2500亿美元,很多美国企业开始把海外税收汇回美国。现在福特、通用等汽车公司在中国的销量其实已超过在美国销量。所以,我认为全球治理需要得到改善,让所有国家都能分享全球化的红利,而不仅仅是让中国去承担贸易不平衡的表面赤字。今天智库专家的讨论很精彩,很荣幸CCG能举办这样多专家参与的讨论,希望以后能把各位专家好的想法集合起来更好的为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治理政策决策服务。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CGTN主持人杨锐:需要思考如何重新定义国际秩序包括地缘政治和文化 现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抬头,这也妨碍了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共享全球平台。在特朗普总统执政任期可能会注意到美国的精英和媒体都指出,目前的总统背离美国国父们建国时的原则。未来,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中国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的领导力将会如何?在出现了这样一个在全球化、反全球化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的今天,我们的全球治理究竟应该是由国家为主体,还是非国家主体为主要的参与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重新定义国际秩序包括地缘政治和文化。同时,在恐怖袭击中大家不会去批评某一个国家主体,像ISIS这样的组织。这样的趋势确实是在动摇着国际的秩序。[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23日 18:25
科技与全球治理 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
科技与全球治理 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

   科技与全球治理,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新媒体、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一系列新科技革命,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加之受新技术激化国际竞争等因素影响,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动荡时期,而现行的全球治理体制难以有效应对这一系列挑战。未来如何顺应科技全球化,运用好科技手段,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互惠互利的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将会趋向一个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本场分论坛聚集了来自新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就此展开研讨。 恒隆地产董事长、CCG联席主席陈启宗   在过去十几年里, 科技越来越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说,因为科技,世界会大同;因为科技,无论住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用的基本上差不多是同一个平台。所以科技会将世界变得非常扁、非常平。比如在教育领域,借助AI等科技能够解决缺乏优质师资的问题,促进教育全球化和资源共享。在旅游领域,科技的运用虽然降低了传统的就业职位,但是移动互联网所提供的海量旅游信息、产品预订功能等都提升了旅游业的效率,从而提升了整体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出入境旅游人数的增长,也因此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发展。科技究竟会带来世界大同,还是会带来更加分化的社会和分化的世界,值得大家共同思考。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CCG资深副主席梁建章: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可以从旅游和人口两个角度体现 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可以从旅游和人口两个角度加以体现。机器人成为各行业主要劳动力取代人工的同时,休闲时间则更多地被用于旅游。此外,科技进步对生产率、贫富差距和城市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城市化率提高导致中国人口生育率的降低,这是未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问题。此外,旅游业等服务性行业对中国整个贸易顺逆差有着重要影响。随着移动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国际旅游增长,来华旅游人数增加,中国会从贸易顺差变成贸易逆差的国家。中美两国游客的增长对双方经济发展都非常有好处。科技对旅游的提升和旅游体验的提升都有很大作用。 流利说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王翌:科技是未来实现教育公平化的手段 教育和科技的结合会产生三大效应:首先是个性化程度上的质变。其次,在教育上节约时间,更加高效地提升了效率。最后,科技、人工智能、移动等手段能够显著提高教育质量。有效地使用科技,发挥其优势作用,可以显著提升基准线,技术在未来是实现教育公平化的一个手段。就AI和教育的结合前景与边界来看,一方面,AI和教育最先的切入点是技能型学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有更多技能型学科,AI会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各个学科在各个环节上都有可能被产品化的空间。 VIPKID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CCG常务理事米雯娟:科技可以促进教育全球化 在教育全球化方面,一个科技驱动的全球课堂,为全球各地的学生提供教育资源的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未来的世界是更加分化,更加共享的。在教育领域,一定能够把教育资源和需要教育的孩子们通过科技相连接,实现教育资源在全球的连接与共享。 外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CCG副主席何梅:科技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加共享 通过互联网、AI等技术将师资与全球的学生连接在一起,可以使优质教育资源更加开放和共享。走向面对面的项目和课程也可以通过科技的力量产品化,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从而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另外,建立中国人的国际公民意识很重要,通过国际化的资源也可以培养多元化的人才。 汉帛集团总裁、CCG常务理事高敏:碎片化时代,中国可以作为研发中心为全球输出解决方案 大部分中高端产品和整个制造其实都是从中国出去的,基本上全球一半的时尚产业制造份额还是在中国。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很重大的关键点,因为它向上对接整个欧美消费需求的变化,向下对接整个“一带一路”战略和策略。中国的产能是存在的,其瓶颈在于没有使其可视化、信息化的能力。因此,要整合中高端碎片化产能,把碎片化的需求对接碎片化的产能,推动中国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随着碎片化时代进程加快,对时间、品质的高要求和集成协同更加重要,中国可以转变成为研发中心,为全球输出解决方案。 量化派创始人兼CEO,CCG常务理事周灏:将金融服务和AI的工具嵌入到消费和生活服务领域能够提高效率 我认为金融服务本身是一个工具,我们最终做的肯定不是金融服务,而是把金融服务和AI作为一个工具,把它最后嵌入到消费和生活服务领域里面去。我们目前想做的事情,是把金融和AI的工具作为一个切入点嵌入到实体的消费或者生活领域里,从而实现这些领域的高效率。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新阶段出现的挑战进行探讨,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建言献策。 [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19日 10:26
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
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

   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 |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影响着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商务部近期数据显示,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健康发展,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面临海外投资的新挑战,中国企业该顺应新的全球化发展更好地“走出去”?如何合规开展海外业务?如何回避地缘政治的风险?中国企业精英领袖在本场分论坛中共同探讨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学会合作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首先应该量力而行,在海外投资的时候,要发挥自己的综合优势,而不止是单纯注重资产投资。其次,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一定要学会合作。和跨国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能够避免恶性竞争。而和当地企业进行积极合作、共享共赢,能够提高中国企业在当地市场的受欢迎度,从而真正融入国际市场,成功“走出去”。此外,国际上对国企补贴问题和国内民企对国企在银行贷款融资方面存在误解。中国政府提供的税收减免和税收返还政策是普惠性质的,而非针对国企。反而随着国企上市后股票增发,国有股越来越被稀释,可能成为后患。而融资方面,大部分国企贷款容易是因为更愿意向大型企业发放贷款,而非因为国企和民企的所有制差别。 CCG常务理事、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闵浩:中国应加快改革标准制定和监管 中小企业在海外市场发展的经验就是要专业化,以过硬的产品质量打开市场,创建品牌,而非打价格战。通过品质和创新打动客户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但是对企业品牌的树立和发展至关重要,会使企业受益无穷。中国在行业标准制定上有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行业标准大多由政府制定,缺乏效率和动力;二是中国缺乏有效的标准监管体系,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得到认可。中国在未来的行业标准制定上,要向国际学习,提高自己的标准,最后向世界输出中国标准。 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杰商会(AAMA)会长、CCG副主席徐井宏:企业应该是为了企业发展需要而“走出去” 企业“走出去”仍然是当下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大部分中国企业还没有“走出去”,或者“走”得还不大好。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和挑战。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三大特征:一是万物互联,时空的界限被打破;而是虚实混一,感知的界限被打破;三是跨界融合,行业界限的被打破。因此,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其必要性。但是什么时候“走”,怎么“走”,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能力和特长。企业应该是为了企业发展需要而“走出去”,而不是为“走出去”而“走出去”。此外,全球化另一个解释是本土化,“走出去”的企业要对当地文化法律规则有清晰的认识,用共赢打造持续发展。 富爱达国际董事长、CCG常务理事唐浩轩:园区建设对“一带一路”至关重要 如果“一带一路”是一个舞台,那么园区就是台柱子。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与中国相比并不完整,因此园区建设可以有效帮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获得配套原材料,从而节省成本,提高价格优势。目前,一些园区的建设和经营并不理想,有先天不足的问题。因此,中国未来在海外园区建设过程中要注重规划设计,高效发展。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府学校总校长、CCG资深副主席王广发:“走出去”概念已今非昔比 今天的“走出去”概念已经今非昔比,中国企业所处的国际双边和多边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更加关注投资转型、升级、优化能否取得当地支持和法律政策的问题。目前,中央确定了更加开放的政策,第二个四十年会更加开放。在“走出去”的时候,民企和国企有不同的使命。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和合作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要确立自身正确的方向,通过财务、贸易合作等手段进行优先发展。 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魏力:金融企业“走出去”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 恒昌作为金融服务行业的民企,努力做到在深耕国内的基础上进行国际化突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可以成为金融服务企业向东南亚国家发展的借力点,利用行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积淀和优势走向国际市场。同时,金融服务企业“走出去”也要“向西走”,与国际的金融中心互联互通提高服务质量。目前,民企向银行借贷困难是阻碍其“走出去”的巨大阻力。此外,清醒地认识到国际金融风险和收益性价比是帮助中国企业更有效、更安全地制定国际化战略的有效方法。 Kingsley战略研究所所长及亚洲战略和领导研究中心原CEO Michael Yeoh:中国应加强与东盟贸易合作 东南亚国家是中国发展贸易的重要伙伴。首先中国是东盟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东盟十国内每一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拥有良好的经贸基础。第二,许多东南亚国家都从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益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贸易等方面得到了发展。例如不久前,马来西亚与中国签订的高铁项目将为未来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帮助。因此,中国应该扩大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在了解当地文化和需求的基础上,增进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从而创造共赢局面。 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中国企业需要顺应全球化新趋势制定更好的“走出去”策略 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挑战。虽然根据商务部的最新数据,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态势平稳健康,对外投资结构也更加多元化,但是面临全球化4.0带来的新挑战,中国企业应该怎样顺应潮流,制定更理性的海外发展战略,更好更成功地“走出去”,依然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4.0时代下中国在更高水平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入研讨。 [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19日 10:22
一带一路如何成为多边合作新平台?多国使节观点碰撞
一带一路如何成为多边合作新平台?多国使节观点碰撞

   一带一路如何成为多边合作新平台?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前多国使节的观点碰撞 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一带一路”倡议是未来深化国际合作的重要框架。近期,随着中意两国“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意大利成为首个明确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G7国家,卢森堡也紧随其后。“一带一路”第三方合作亦已取得积极成效,成为维护多边主义的有效实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举办,在本场大使圆桌论坛中,来自多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官员和中国前驻外大使共同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相关问题进行了回答与讨论,从多元视角为“一带一路”建设建言献策。 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Hon. Terry Miller:中国应学习世界银行的经验,不断完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 CCG创造了这次让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相互交流增进理解的平台。在当今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路径,对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增进互信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带领数以亿计的人们成功脱贫,并走向全球化。随着其实力的增强,中国正在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一带一路”倡议在本质上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过的事情相辅相成,因此中国在完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时,可以多借鉴已有的经验,提高“一带一路”合作的透明度,加大反腐败力度,为推动全球化发展更好贡献力量。 爱尔兰驻华大使Eoin O‘Leary:欧亚互联互通,维护多边合作,共同打造全球公平竞争平台 2019年是中爱两国建交的40周年。在过去的40年里,中爱两国积极合作,爱尔兰对于多边主义的承诺也是爱尔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为未来中爱加强合作路径的重要基础。欧盟和中国已经达成了贸易自由化的承诺,完成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2020投资协议。通过建立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欧盟和亚洲之间将会形成一股合力,在加强沟通与合作的同时,建设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打造全球的公平竞争平台。 德国驻华公使Giuseppe Fedele: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意味着中意两国共识的达成 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意大利的国事访问对中意双方共识的达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表示,“一带一路”不仅是货物服务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更是知识、思想以及学术的交流。意大利希望“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一条知识的丝绸之路。意大利作为欧盟成员之一,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会坚守透明度原则,遵守包括经济、金融、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为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化发展努力。 CCG顾问、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前驻冰岛大使苏格:中国在不断用自己的努力为全球化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第四轮全球化发展紧密相连,从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1992南巡,到中国加入WTO,再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不断用自己的努力为全球化发展贡献力量。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希望为世界各国增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提供有效平台,并听取吸收世界各国对完善“一带一路”的建议。中美两国更应该增加交流,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进行合作,从而共同推动全球化发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前驻印度尼西亚、加拿大、瑞典大使兰立俊:“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出五个历史维度 “一带一路”体现出了五个历史维度。“一带一路”首先是试验性的。实施五年来,“一带一路”虽然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在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需要应对。第二,“一带一路”具有创新性。目前这一倡议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参与,其中意大利的加入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里程碑。第三,国际合作规范是“一带一路“发展的未来方向,通过共商、共建、共享进一步建设”一带一路“。第四,国际合作需要法治基础支撑,“一带一路”发展不仅要与已有的国际规则相接轨,更要依据国际新局势制定新规则。最后,媒体和智库在对“一带一路”的传播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从而为其发展凝聚共识。 加纳驻华大使Edward Boateng:加纳应抓住“一带一路“窗口机遇,用创新思路推动经济发展 加纳在2017加入“一带一路”,是因为相信“一带一路”能够为加纳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加纳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国之一,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巨大的产业链,而“一带一路”为加纳提供了一个发展经济和融入世界的窗口,让加纳在世界产业链中发挥更大的价值。他认为亚洲的发展方式对非洲国家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因此加纳更需要抓住机遇,改变思路,在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机制的建设,与中国和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共同推进和完善这一机制。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政务参赞William Klein:互联互通需要建立在国际原则之上 互联互通需要各国政府遵守国际原则。不论是双边合作还是多边协定都需要建立在开放、透明、公平竞争、法治和思想自由的国际原则上。中国在发展“一带一路”时,需要多聆听国际声音,借鉴已有的经验,以国际标准进行合作。美国希望能与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因此中美双方应该加强对话,共同解决现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非贸易壁垒等领域达成共识,从而共同推动全球化发展。 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移民署)驻华代表Giuseppe Crocetti:建立相关机制和政策应对“一带一路”带来的国际移民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将会为国际移民在多个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因此,建立相应的机制和政策以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必要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力点。移民是全球化的特征之一,移民政策的制定有利于有序推动人才流动,从而推动全球化朝着积极方向深入发展。在全球化时代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打独斗,只有国际合作才能更好的应对和解决移民问题,实现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因此,在全球化4.0时代,各国更要通力合作。 古巴驻华大使Miguel Angel Ramirez Ramos:“一带一路”可以加强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互联互通 一方面中国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也需要合作和共赢一同推动。对于“一带一路”,参与国才更有发言权。现在已经有包括古巴在内的14个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这些国家也已经充分了解到了“一带一路”带来的众多益处和巨大机遇。古巴的加入不仅是为了古巴自身的发展,更是为了加强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希望各国能够共同合作,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出更多建设性建议,为全球化发展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和开放的环境。 CGTN主持人刘欣: “一带一路”倡议的完善需要更多精英智慧 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在国家间合作更加频繁的同时,逆全球化潮流也愈演愈烈。因此我们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实践,共同应对全球化新阶段带来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在2013年提出,是一个有创意的,并包含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概念。目前已经有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正式支持了这个倡议,并且在未来这个数字还将继续扩大,因此为了让这个倡议能够为更多国家和更多地区的人们带来好处,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政界、商界领域的精英人士贡献智慧。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4.0时代下中国在更高水平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入研讨。[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19日 10:20
国际商界对话《外商投资法》细则与投资新前景
国际商界对话《外商投资法》细则与投资新前景

   国际商界对话《外商投资法》细则与投资新前景|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不久前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外商投资法,旨在用法律的手段更好保护外商投资,吸引外商投资。这无疑是对世界释放了中国将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一大信号。《外商投资法》的实施细则将涉及到哪些?如何为外企在华投资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在该法案的实施将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本场分论坛邀请了跨国公司CEO和国际商会领袖共同探讨《外商投资法》的实施细则、更佳方案和外商对华投资的新前景等话题。 默克中国总裁Allan Gabor:《外商投资法》是中国创新的转折点 对《外商投资法》可以保持乐观。它不仅仅能够支持外商企业,从广泛上能够支持创新的发展,而且也将会推动每个人的健康发展。为了让之奏效,立法也必须要透明,而且必须要可执行,这样才能真正地支持创新发展。而中国研发的人工智能,也是中国建立《外商投资法》环境的优势。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来说,《外商投资法》是中国创新的转折点,它让中国有能力塑造全球的趋势。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CCG顾问周延礼:《外商投资法》是一个维权的工具 《外商投资法》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更好地保护外商投资者,包括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以及未来仍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二是对于政府的行动进行了进一步的约束。《外商投资法》已经非常具有广泛代表性,是备受期待的。最后,《外商投资法》需要更多的具体规则来加强落实,因为细节的细则会使法律更加有效。在中国经商的外商会面临着很多的风险和挑战,法律其实是一个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有效工具。已经发布的《外商投资法》,让外商能够了解中国正在实践法制。政府和商界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维权的工具。 宽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CCG副主席关新:将来的创新依靠的是更灵活的资本 《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要多实践,多反思。扩大开放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能够继续扩大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的环境。对外资的态度和对外资的吸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更有意义的,是给内资更好地定义。我们不应该只注重那些大企业、大国,或者大资本,同时要注意的是,将来的创新依靠的是更灵活的资本。中国在法律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不断创新、不断学习的同时,当然,也是有底线的同时,互惠互利也需要考虑在内。 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CCG副主席李学海:《外商投资法》将有一段过渡期、磨合期,需要有细则 《外商投资法》比之前的《外资商法》具有更进一步的开放性。具体体现在它的总则非常清楚,即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而且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的《外商投资法》将有一段过渡期、磨合期,而且在执行层面要想加强了解或者实行,需要有细则,这样有助于更进一步扩大开放。华商的投资前途无量。《外商投资法》是扩大开放的巨大进步,也希望能够更快地切实落实。 水木投资集团合伙人、CCG副主席方方:应该更加开放地看待国家安全与投资 《外商投资法》主要针对外国人,对这一发展可以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此外,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是它的整个审议范围、流程和方向都是巨大进步。第二是企业管理和企业治理方向。新的法,从它的组成、收入分配等等方面都是进步的体现。不管是国内还是在海外市场都是一样,国家安全常常被作为一个好用的借口去否决一项收购案,但其实是国家安全被过度放大了。随着经济互联互通、人才流通的加强,国家安全常常被当作一个顺手但常常又不奏效借口,因此必须要开放地看待这些问题。对于新的《外商投资法》,有三个词加以总结:一是渐进;二是多边;三是坚持。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Tim Stratford:《外商投资法》将是两国之间形成更具建设性的讨论平台 必须要解决核心问题,《外商投资法》才能取得成功。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源,就必须要有一个争端解决机制,而一个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则需要能够适应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大量高精尖技术都会影响国家安全,但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美都有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和考虑,因此双方都面临着在新的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威胁和挑战,而这又与科技进步直接相关。对此,政府要思考如何以新的方式解决。企业也要参与其中,保护国家正当安全利益的同时,提高企业竞争力。《外商投资法》将是两国之间形成更加具有建设性的讨论的平台。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北京首席执行官Nick Coyle:《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永远不可能是终点 可以把在外商投资方面的变化,包括围绕某些领域的互惠互利,看作是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势的信号。如果中国愿意改变,一定会给外商带来很大的好处,在这方面的变革和变化肯定是需要的。《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它解决了很多企业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永远不可能是终点。 BP中国总裁杨筱萍:《外商投资法》的落实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对于国家来说,它的底线就是人民的生活质量。如果外商投资的能够提升技术,提高竞争力,提高质量,为什么要看谁是投资者呢?这才是我们的底线。《外商投资法》是中国改革开放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但落实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此仍然需要持续不断努力和改进。《外商投资法》的落实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副总裁Jacob Parker: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超越商业利益的考虑是外商对中国仍然缺乏信心的原因 《外商投资法》和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国内的很多改革,金融自由化、经济自由化等,都给外商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而外商对中国仍然缺乏信心原因在于,很多时候国家安全的考虑可能就会超越商业利益的考虑。因此,现在就需要制定一个目标。整个法律的贯彻和实施也非常重要,要真正得以落实才能够重建外商对于中国的信心和信任。外国企业是影响中美双边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因为这个领域是未来的潜在亮点。由于安全、战略等问题很难解决,外方企业是可以把双方拖回正轨的重要力量。 CGTN主持人、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田薇:《外商投资法》是一个起点,法律细则的制定值得期待 外国的投资人看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有很大的潜力,而且这个潜力是值得我们共享的。本次的论坛,并不是起草法律的人进行问答,而是共同合作来实现一个更加满意的结局,进一步让我们的法律细化。贸易是中美之间的重要话题,也将会是引领一个新的双边关系的讨论领域。同时,科技对于任何一个产业都至关重要,所以产生了一条很模糊的线,划分着国家安全利益以及企业成长的必要条件,同时又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也期待具体细则的制定。届时,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加自信的态度去面对未来。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4.0时代下中国在更高水平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入研讨。[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19日 10:14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

  主题论坛: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主题论坛 论坛一以“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为主题。全球化4.0已经到来。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积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力。然而,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贸易摩擦、经济动荡等因素影响,全球治理面临挑战。新形势下,中国如何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世界如何应对新一轮全球化挑战?更好参与全球治理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商学界国内外顶级专家共同探讨了相关议题。 嘉宾观点: 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CCG名誉主席陈德铭:WTO改革关系全球化发展进程 全球化的进度越来越高,当前的停滞趋缓是对多边规则的挑战,背后是大国关系如何相处。WTO改革则关系到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2018年的G20峰会上,WTO改革的困难就得以体现。各国对改革的去向、自身所得利益和想法很不一致。WTO的缺陷是很多规则要164个成员完全一致通过,而它的优点在于能够制裁,且属于永久的独立性机构。然而,经过多年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地缘发生变化,高科技发展,信息社会到来,WTO所追求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还远未实现,确实很多规则需要修改。很多国家建议由中美来讨论WTO改革,但这其实也很困难。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但美国则持反对意见。今年日本G20会议会讨论世贸组织如何改革的问题,但真正实现WTO改革还是要到WTO部长级会议上讨论。这也说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多边规则讨论非常难,短期内难以实现。 商务部原副部长、CCG顾问陈健:未来改革开放要准确把握国际规则的趋势 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结果,是不断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过程。下一个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要确定目标,还要预测国际规则的发展趋势。国际力量、格局、分工、经济结构、治理体系在发生变化,要准确把握下一步发展。全球化既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又带来了一些问题。目前国际贸易体系存在不够开放包容、不够公平合理、不够民主平等、不够普惠平衡等问题,对其调整是完全必要的。全球化4.0的趋势应是逐步向上的过程,应从目前实践最薄弱的地方出发、最需要的地方出发,在坚持既有规则的同时不断完善治理。在完善治理结构的过程中要坚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这是WTO的基本原则,正确理解“不破”“不立”,坚持“一带一路”精神,妥善处理既有规则与新实践的矛盾。用定力坚持正确方向,用包容看待各类分歧,用智慧解决复杂关系,用耐心面对持久的博弈。 恒隆地产董事长、CCG联席主席陈启宗:东西方应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对方观点 新一轮的全球化被广泛讨论,但到底会不会有,是什么样的形式,是不是真的全球化,这是目前值得思考的问题。10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会出现中国会站出来支持新一轮的全球化,而美国却开了倒车。中国未来将继续扩大开放,而包括美国的其他国家认为自己够开放了,但英国脱欧、特朗普的措施让人质疑西方国家是否真的需要进一步开放。同时,中国是否需要像西方一样完全的全面打开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东西方的话语体系非常不同。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享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同心协力,打造让所有人都能受益的未来。西方国家是否真的想求同存异尚未可知,但希望西方能学会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希望东西方能够达成共识,追求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未来。 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中国将在全球化4.0继续扩大开放 全球化4.0已经到来,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积极推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开放,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提供重要动力。新一轮全球化需要凝聚更多共识,以扩大开放促进人才和教育的创新,以科技发展带动全球化4.0的进步。在全球化4.0时期,中国将为世界提供更多中国智慧,提出更多中国方案。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盛行,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新形势。中国如何在未来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如何应对新一轮的全球化挑战以及如何更好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CCG顾问刘世锦:中国未来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到位已提出的改革目标 全球化经历了挫折,但一直前进,这是全球化的韧性。从国际层面,中美贸易争端以来,中美贸易仍有所发展,并有很大可能达成协议,中美有共同利益,中美扩大这一利益符合中美及全球的根本利益,这是全球化的力量。同时,WTO改革也势在必行,中美日欧等可能最后走向自贸区零关税,时间可能很长,但方向很难改变。从国内层面,中国正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中国下一步的增长来源主要有: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和生产结构的转型升级;前沿性创新;绿色发展。中国在国内外面临很多挑战,体制需要向前进,提出新的改革目标,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下一步关键是把已经提出的改革目标重点进行落实到位。 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CCG顾问刘燕华:中国要用新的理念、模式理解世界创新 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创新模式。创新包括从创意到形成价值的全过程,每个环节都要是畅通的。基础研究是一步步往下推,最后走向市场,这个周期很长。但这种长周期的研发模式正发生变化。然而,目前这一思维仍然被广泛沿用,它还是起作用的。当前,主导创新竞争模式已从正向创新转向逆向创新。在知识爆发的时期,80%的创新成果由逆向创新产生,但很多领导层或决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模式的转型。未来,中国要用新的理念、模式理解世界创新。创新生态、创新模式、创新软实力、创新体制机制和创新的生产关系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巨大挑战,中国只有开放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互补,才能和世界有共同的话语权,才能在全球的合作中实现共赢。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和更高层次国际化的创新合作一定会为中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贡献。 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JustinVa?sse:全球化的方向:维护、改革和扩大 逆全球化的原因有很多,包括2008年经济危机破坏了全球价值链,服务贸易有所上升和贸易摩擦等。全球化的未来有三个方向:一时维护全球化的机制,更好地监管全球贸易,这是WTO的责任,中国、欧盟要共同抵制单边主义;二是改革,欧盟不赞同特朗普一些单边主义的做法,中欧正进行密切沟通,需要在WTO框架下开展中欧工作小组沟通应对;三是不断扩大,推动全球治理。未来,要更加关注环境、地缘政治与贸易关系这两个方面。首先,保护气候,要真正努力减少碳排放、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必须把它与贸易联系在一起,并确保其协调。其次,和平促进全球化,稳定带来更大贸易。未来要加强贸易和地缘政治的关系,避免重蹈覆辙,管控好风险,避免更多的贸易战、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威胁。 万科集团创始人、CCG 资深副主席王石:中国在推动全球化前要有“亚洲化” 第一,中国要加强应对全球化的创新。创新依靠人才,日本平均每年出一个诺奖获得者,相比之下,中国在基础研究工作和真正突破性的研究还有一定差距,还应加大力度。第二,在说全球化之前会有一个“亚洲化”的问题。中国在亚洲化面临一些困境,需要注意中国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经济贸易。全球化首先要“亚洲化”,需要解决好目前的中日关系、中印关系和朝鲜半岛问题。日本对中国来说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可喜的是,预计明年中国到日本游客会突破一千万,这是过去四五年里有了高速增长,但遗憾的是,来中国的日本游客没有增长。中国游客通过对日本的旅游有了更多了解,但反过来却是没有的。不仅是日本,全球到中国的游客都没有增加,这不仅关系经济的平衡问题,更多的交流、了解和对话也非常重要。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薛澜:教育全球化是所有全球化的基础 全球化4.0的重要特点是其多元化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第一,新一轮全球化最核心的一点在于国家不再是全球化唯一的主体,尤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建立过程中。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是“机制复合体”,同一类国际事务处理有很多相关机制,是交叉甚至是矛盾的,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机制,这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重构提出新挑战。第二,机制复合体的背景下,多元化的交流机制很重要。国家间交流之外,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和讨论很重要。第三,从长远看,要真正实现比较和谐的全球化,而教育全球化是所有全球化的基础。 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白鸽:在全球治理的实践和创新方面,有三方面需要考虑 每一次全球化都与四次工业革命的关系紧密相关。全球化4.0时期,第四次工业革命产生的信息技术、智能化、信息化及综合技术的使用为其创造了重要的载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四次划分与四次革命的关系及衔接、四次全球化的主题、主要参与者和攸关方,对四次全球化分析作出清醒判断是值得研究的。在全球治理的实践和创新方面,有三方面需要考虑:第一,原则或价值;第二,机制;第三,共享,不仅共享利益,还包括知识、信息和教训。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新阶段出现的挑战凝聚共识,更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建言献策。 [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17日 16:19
宋志平:国有企业面对国际质疑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
宋志平:国有企业面对国际质疑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

  新浪财经讯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京成功举办。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CCG顾问宋志平在大会论坛五围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中国对外投资调整与新机遇”发言。他指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量力而行,学会合作,以共赢的精神扎根海外。 以下是全文观点整理: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量力而行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建材其实是以“引进来”的方式消化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并通过研究和创新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专长。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建筑材料的水平提高,许多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走出去”。大家可能不清楚,其实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说在中国以外甚至是全球,65%的大型水泥装备都是中国建材来生产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企业有65%的市场占有率应该是很高的。30多年以前,我们做水泥也好,做玻璃也好,成套装备都是从跨国公司引进的。30年之后,大批的跨国公司也都在用中国建材的成套装备。这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从出口成套装备,到现在开始在海外建工厂,中国建材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过去讲中国是世界的工厂,而现在世界是中国的工厂。因为我们不光要跟别人做EPC交钥匙,同时我们还要把资金、技术、装备、管理都一起带出去。 中国公司在“走出去”,包括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应该量力而行。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水泥、玻璃这些投资都是重资产投资,所以中国建材在整个布局上要考虑到自己的承受能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建材不止是进行重资产投资,也对服务业进行了大量投资。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建材现的“六个一”投资战略: 一是我们建了10个建材工业园。我们的工业园不大,每个大约一平方公里左右,建在像赞比亚、哈萨克斯坦、泰国等等国家,大概由水泥厂、混凝土,还有一些墙材厂组成。我们组成规模较小产业园来供应当地的市场,主要想实事求是做事,降低风险。 二是我们做了10个海外仓。我们在迪拜、俄罗斯、坦桑尼亚等地建了海外仓,主要用于把中国的建筑材料运出去。它们不光服务中国建材,也服务包括各省市的建材公司。 三是我们沿着“一带一路”建了10个国际实验室。因为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往往没有行业标准,水泥生产质量不稳定,所以我们也做一些工作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四是我们做100家建材连锁,主要是非洲、南太地区建立小型的建材连锁。 五是我们做外包管理工厂。现在在非洲,如果你和当地企业合作建立水泥厂、玻璃厂等,存在当地人管理经验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找发达国家合作,他们又不愿意。所以我们选择与印巴公司进行合作,帮助他们管理水泥厂和玻璃厂。这样中国公司依靠收取管理费也赚了不少钱。 六是我们做了100个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的玻璃厂和水泥厂。 通过中国建材“走出去”的经验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要发挥自己的综合优势。 企业学会合作共赢才能扎根海外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还要学会跟跨国公司合作。因为几乎每一个海外市场都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现在中资公司“走出去”,一定要学会合作,而不能造成“我来你走”的局面。例如中国建材在做EPC的过程中,会进行全球采购,向欧洲、美国、日本公司采购许多关键技术和关键装备,所以这些原本的竞争者成了我们的合作者。此外,我们还是联合开发的第三方,比如在非洲,我们和法国的施奈德联合,在东南亚和日本的三菱联合,共同开发,而不是吃独食。这样,我们和其他跨国公司可以保持良好关系,减少恶性竞争。贸易摩擦看似是国家之间的,但实际上是企业之间的。所以我认为作为企业来讲,特别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光要竞争,一定要学会合作。 此外,在“走出去”时,中国企业也要学会和当地企业合作。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很欢迎中资公司来,但是如果中资公司来了以后把当地企业的机会都挤占了,他们就不欢迎了。因此我们应该给当地企业机会。比如中国建材在埃及做世界最大的水泥厂时,把一大部分工程承包给埃及军方。我们当时把六条六千吨的生产线的基础建设部分交给了埃及当地的8家公司去做。他们做得非常好,甚至比我们国内工人去做都要好。当时工地最多有1.2万工人,其中中方只有2千人,而当地的8家公司有1万人。假如这1万人都是中国公司派去的话,光食堂都得建100个,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中国的人工成本也并不低。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会和当地公司合作,给人家机会。这样当地政府和当地企业才会欢迎我们。 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高举合作的大旗,站在道德高地上做生意,让当地人欢迎我们;和跨国公司合作,让跨国公司愿意和我们一起开展国际业务。只有这样中国企业才能走深、走远、走长。否则,就会“走出去”又被人家打回来,站不住脚跟。跨国公司一定要学会给大家多分一杯羹,用共享共赢的精神扎根海外市场。 国内外都应破除对国企的误解 我想说的另一个话题是关于国企。在讨论“走出去”的时候,竞争中性原则是一个热点话题。我想就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国的国有企业,英文是SOE(State Owned Enterprise)。但中国现在的国有企业是历经了40年改革的国有企业,是经历了上市和混合所有制改造的国有企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既不是我们40年前纯而又纯的国有企业,也不是西方人理解的那种国有企业。我们用一个最近最热门的词来形容它叫“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既有国有资本,也有非公资本,交叉持股,互相融合的所有制方式。中国在海外进行了许多投资,承接了许多项目,但这些投资和项目不是中国建材集团直接完成的,而是通过它底下的公司去执行的,中国建材集团只是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例如,中国建材集团底下有个中材国际,这家公司进行了许多工厂的建设,那么这个公司是什么股权结构呢?中国建材集团在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中占44%,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在中材国际的股权里占40%。大家想想40%×44%等于多少,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在中材国际股份中的比例是小于20%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海外真正参与竞争的企业并不是纯粹的国有集团公司,而是国有集团下面的上市公司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还有一个例子是在美国、埃及投资做玻璃纤维的巨石公司。它在埃及每年也有几个亿的利润,但这家公司的资本结构也像中材国际那样,中国建材集团在中国建材股份里占44%,中国建材股份在中国巨石里占27%,大家可以算算27%×44%等于多少。这家公司的国有股不足20%,也就意味着8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持股,或者股民持股,或者海外机构投资者持股。 我讲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老说国企、央企,但当真正在市场竞争的企业国有股有多少时,我们的股权比例满足澳大利亚人讲的竞争中性原则。总要有人把这个话讲清楚,这次我去美国和他们交流,就是要把话和他们说清楚,不然总是说“大央企、大国企”来了,产生许多误会。 现在的国企是改革后的企业,是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和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国有企业不同,在国际化过程里,尤其外国的朋友们,大家也能够理解。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合作也做得非常好,很多行业都是民营企业先出去,做了很多工作。央企去的时候,发现到机场接待我们的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代表,在当地见总理、总统的也都是民营企业代表。事实上,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国企、民企不分家,它们是一个军团,在一块儿做事情。所以,“走出去”真的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是一个互相融合、互相理解的过程,不能拘泥于意识形态。 第二个误会是关于国家补贴。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政府有些政策,例如针对水泥业务,如果企业在混合材中加一些电厂的粉煤灰,政府就会给企业一定比例的税收返还;比如政府支持光伏和电动汽车发展过程中也有些税收减免。但是这些税收减免并不只针对国有企业,而是普惠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可以享受。但是税收返还在国有企业财务计帐时会被记入政府补贴栏目,这样通过上市公司公告,大家就会以为这些政府补贴是国有上市公司独有的。但实际上,这部分补贴是大家都可以有的。 前些年,水泥利润低,大家会发现相关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利润来源是政府补贴,但这实际上是企业综合利用了粉煤灰,帮政府解决了环保问题,所以享受了一些税收返还,这是大家都有的,并不存在所有制歧视。我之所以能讲清这个问题,因为我这多年常参加上市公司路演,对财务报表中的政府补贴比较清楚,也经常给投资者解释。 最近,关于国有企业享受政府补贴的说法还有很多,有些人还列举了上市公司公告中的政府补贴。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误会。我在企业工作多年,不论中国建材还是国药集团从来没有享受过特别的针对国有企业性质的政府补贴。反而是我常向政府建议,应适当增加国企的资本金。国企这些年缺乏资本金补入,不少企业杠杆偏高,而且随着上市增发,国家又很少认购,国有股逐渐被稀释。长期看这倒是个问题。 第三,关于融资问题也存在一些误会。不少人认为国企在贷款时受到了银行特别的支持,其实这也是对国企的误解。实际情况是大企业贷款相对容易,中小企业相对难。现在绝大多数银行都实行股份制,是上市公司。因此,银行贷款是根据企业的信用评级决定的,不会因为是国有企业就贷款。前些年关掉了那么多国企,银行也沒有去救。 国企贷款容易是因为今天的国企都是大企业集团,而目前银行货款一般需要母公司对贷款企业出具担保。这一点大企业容易做到,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找担保比较难,只能做财产抵押,但中小企业财产有限,且一般要打一半的折,所以贷款困难。民营企业中的大企业,比如华为和阿里肯定都能贷到款。所以要解决中小企业货款难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银行改革信用担保体系,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要提高商业诚信。我认为目前中小企业贷款难和国企没有关系,我们不应该把什么问题都归咎于国企和民企的所有制区别。一有问题就怪国企,这既不客观也不合理。 (本文根据作者在全球化智库(CCG)2019年4月14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7日 14:10
唐浩轩:“一带一路”是大舞台 园区是台柱至关重要
唐浩轩:“一带一路”是大舞台 园区是台柱至关重要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富爱达国际董事长,CCG常务理事唐浩轩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实录: 唐浩轩: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成为中国的国策,这是非常鲜明的,我现在的发言就集中在“一带一路”。 第一“一带一路”投什么?我觉得如果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大舞台的话,那么园区就是这些台柱子,所以这个台柱子至关重要。去年5月份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拜访完东盟总部以后去参观了日本丰田的园区,为什么?我们的总理已经感觉到这个园区特别重要。今天日本智库的嘉宾也到场了,去年5月6日从那里结束之后又飞到日本,继续参观。为什么?也是觉得这个园区特别重要,通过在印尼的访问,在日本的考察,把这个园区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上来。 第二为什么园区这么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产业链非常完整的国家,走出去以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是不完整的,你投资了一个工厂可以投,很多原材料的配套很难配齐,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成本。所以如果像宋总讲的,中国建材这样类似的企业出去以后,也会带动很多的配套企业出去。 我刚才第一点是从园区层面,第二点是从产业的层面。 第三如果有园区的话,真的可以做到抱团取暖,也可以成为一个大本营,到现在为止中国园区113个,经营状态各异,有的很好,有的很不理想。问题在哪里?宋总他们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他们在做之前就有这种设计,中国目前很多园区都是半路出家,原来是工厂,后来偶然的机会转化成了园区,有很多先天不足的东西。 我的问题就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下一步继续建园区的时候要提前审计好。所以我的观点是,“一带一路”按照我的感觉,园区是至关重要。再重复一遍,如果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大舞台的话,园区就是一根台柱子,这根台柱子做得不扎实或者是不理想,那么会影响整个推进,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4日 18:16
闵浩:尽快让产业产品标准向国际靠拢
闵浩:尽快让产业产品标准向国际靠拢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闵浩出席并演讲。 闵浩称,大企业是做规模,小企业要做专业化。中小企业要提升自己产品的技术能力,在专业化方面、品牌化方面要加强。 他还指出,中国在标准制定方面整体比较落后,中国在国际化中间一直是追随别人的标准,学习欧美的标准。闵浩认为,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尽快在产业、产品的标准上向国际靠拢。“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把标准输出出去,你的产业优势其实不能发挥到极致。” 以下为实录: 闵浩:我分享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中小企业做海外市场的一些经验和想法。 从大企业来讲,像宋总他们这样的大企业是做规模的,我认为小企业就要做专业化。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整个企业的状况和我们国家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再像早期改革开放的时候有非常强的成本优势。所以早期1998年我去欧洲的时候看到,中国的产品主要是靠成本的优势,靠价格的优势打市场。而现在中国在成本优势上面逐渐丧失了,所以我们看到中低端的产业逐步向东南亚、印度等转移。未来中国的企业应该如何走?我认为中小企业要提升自己产品的技术能力,在专业化方面、品牌化方面要加强。 1998年我们去欧洲做市场的时候主要是给别人贴牌,我们当时给欧洲最大的厂做贴牌。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价格的问题,广东的企业就把我们挤掉了。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就吸取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一批企业如果只是做贴牌,你的业务会非常不稳定,你的前途是不可控的。所以2003年我们转战到美国去,就定下了一个规矩,我们企业只做自己的品牌,不再给任何一家贴牌。同时,我们当时定了一个策略,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行业一流的企业,不靠价格去打市场。所以当时我们在北美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就是瞄着当时国际一流水平去做。我当时定下来一个规矩,就是我们产品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内在的、外在的细节品质都要超过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定价也要向同行一流水平看齐。 这样的一个策略,虽然我们企业当时起步非常困难,因为中国的产品卖到欧美同行基本上一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想到我们是非常不容易做这个市场的。而我们做的市场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全世界不超过10家企业在做。而美国的两家企业垄断了全球当时90%的市场,所以我们进入这样市场的时候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通过品质以及创新,最后还是打动了客户。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单一市场,已经占据了高端市场70%的份额,而且都是自己的品牌。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好的经验和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中小企业要坚持把品质和品牌做好。虽然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一旦你做起来了,未来会越来越发展得好。这次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我们的企业没有受到影响,相反我们的业务今年有60%的成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产品现在在这个行业中间已经算是最领先了,所以我们就会有溢价能力。 同时我们现在的产品在欧洲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我本人除了在中国做国标委的委员,我在欧洲也是我们这个行业标委的委员,是唯一一个中国的委员。为什么会进这个欧洲的委员会?也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在欧洲有相当的影响力,大家也认可我们产品的品质。所以我认为中国中小企业一定要深耕市场,做好品质,发挥技术优势,做行业的单向冠军,这一点我觉得对中国的企业非常重要。 另外我想讲的就是关于标准的问题,因为我们参与了很多标准的制定,所以我想讲一下对于中国标准的建言。中国在国际化中间我们一直是追随别人的标准,学习欧美的标准。所以基本上在全球这个行业中间,主要也是采用的欧盟标准。中国在标准方面整体比较落后,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尽快在产业、产品的标准上向国际靠拢,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把标准输出出去,你的产业优势其实不能发挥到极致。 我们国家的标准制定上面,我认为存在着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是我们很多标准都是由国家来制定的,这个和西方国家的体制完全不一样。 西方国家基本上除了国计民生特别相关的标准由国家来制定,其他的标准都是由民间的企业来做的,比如美国的实验室,欧洲的实验室。这些民间企业来做标准,第一有效率,第二有内生动力。因为它的标准要去推广,必须要去建立品牌,建立一个有效的推广体系。而政府去做这些事情,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动力。举个例子,我们国家的保险箱标准20年才更新一次,上一个标准是2000年,这次的标准是2019年颁布,2020年5月1日实施,我也参与了这个标准的制定。大家可以看到,20年才更新一次标准。而欧洲我们同行的标准基本上是三年就更新一次,这是标准的制定。 第二标准质量的监测、评判、监督也是以政府行为来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做不好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你是政府行为,其他国家不可能认你政府的认证,因为这个有主权问题。所以在海外,VDS也好、UER也好,都是民间机构;二是政府不可能有非常好的监管体系。举个例子来讲,UER的认证,你做完了以后,他们每年要4次到工厂来分析场景,为什么?因为你用了它的商标,UER有注册商标。它的商标贴在你的产品上,就为你的产品做了信誉的背书,所以他要为自己实验室认证的信誉负责任,而政府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实验室,在标准化从制定到监管整个方面,我们应该有改变,这样中国的国际标准才可以和国际接轨,也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的认可。[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4日 18:14
王广发:改革开放走过40年 第二个40年会更加开放
王广发:改革开放走过40年 第二个40年会更加开放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府学校总校长,CCG资深副主席王广发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发言摘编: 王广发:今天的走出去和改革开放前的走出去,甚至再往前追溯改革开放20年走出去完全不同了。刚才听到中国建材宋总讲在全球设点的问题,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肯定都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只是讲,今天走出去,包括引进来,最具显示一个在错综复杂的双边、多边贸易合作走出去博弈挑战,显示你的正能量,显示你博弈取胜,显示你投资转型的产业升级优化,显示你在投资地所在国能否取得当地的支持以及法律政策,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当然走出去,双边、多边的境外环境大不相同,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不便多讲。但是引进来,我觉得中央确定的更加开放的政策,引进外资的政策,引进侨资的政策,包括产业合作的政策,我觉得第二个40年会更加开放,这一点不容置疑。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走出去的时候,在当今错综复杂的矛盾、对抗、设置竞争对手,全面竞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民企和国企在国外都是带着不同的眼镜来看待我们这两个主题的,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面对新形势,新突破,新设置隔离墙,狭义的隔离墙、广义的隔离墙;狭义的安全防护栏、广义的安全防护栏,给大家提醒,不管走到哪里,合规依法是保障维护,投资合作所有权益的基础,人才、科技、这些都应该是我们未来的保障,包括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怎么发展,走出去怎么发展,请大家切记依法合规。[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04月14日 18:11
中外国际专家详解: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多边主义的未来
中外国际专家详解: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多边主义的未来

   重磅!听听三十位中外国际问题大家怎么讲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多边主义的未来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和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聚集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本场论坛为CCG专家夜话,聚焦“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多边主义的未来”议题。 为探讨各国应如何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多边体制和共同推动全球化朝着合作共赢方向发展,CCG邀请了国际关系、国际经贸、全球治理等领域的30位国内外智库专家学者在本场夜话中围绕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发展前景等焦点问题展开讨论,为全球化发展提出智库建议。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金灿荣:各国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参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这个概念最初是在90年代初期,由秦亚青、阎学通等学者引进来的。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对这一概念的态度从最初的谨慎保守,到逐渐接受再到积极参与。这种转变不仅与学者研究和阐述有关,更离不开国家领导人对全球治理重要性的认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匪浅,是过去30年中最大赢家,因此中国愿意为推动全球化贡献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虽然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但是中国不想夸张这些矛盾,而想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十分消极,但中国大部分领导人对美国却持有欣赏态度,对中美关系也极其重视。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都治理不好当今的世界,全球治理的出路就是让大国们共同合作,达成共识,特别是中美两国要协商一致,维持世界和平。 CGTN政治和和经济评论员Einer Tangen:各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要保持初心,合作共赢 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以应对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重建和其他全球治理的相关问题。为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各国该如何在主权方面做出妥协,实现合作,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各国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保持初心,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建设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为世界带来人们期待的变化,贡献力量。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教授Daya Thussu:新兴国家应该在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多话语权 这个世界不仅只有中国和美国,全球化不是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参与者。虽然它们占了全球GDP的40%,但是按照两极化的思维来思考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局限的思维。许多人在探讨全球治理的时候把问题集中在了几个方面,例如当前的国际形势是谁造成的,谁是基调的奠定者和规则的制定者。但是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问题,可以发现现在不仅是中国崛起了,其他国家也在崛起,因此现有的国际格局遭到挑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这就意味着目前各国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审视国际局势,给新兴国家更多的话语权。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全球治理应先从经济治理入手 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治理是在“全球治理”领域最先被提出的问题。但是近年来,我观察到“全球治理”的概念在更多的场合中被提出和应用。全球治理的覆盖面非常广。如果要真正地要推进全球治理,难度非常大。各国协商谈判和重来是全球治理的唯二路径。所以我认为结合当前的局面,进行全球治理应该先从经济治理入手,确保全球经济恢复健康增长,从而为各国坚定下一步的政治治理和其他的国际秩序的治理奠定基础。WTO改革和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是目前最棘手的两个问题,需要各国用合作精神,体现灵活解决问题。 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关系杰出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国际关系学教授Amitav Acharya(安明博):各国应加大对全球治理碎片化趋势的研究 全球治理听起来很美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很喜欢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发展过程是曲折前进的。国家不是全球治理的唯一主体,各国也应关注WTO基金会、WHO基金会等基金会组织,同时允许民间社会参与全球治理。同时,在全球治理中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全球治理不仅仅涉及到IMF、WTO或者是联合国,还有欧盟等区域性的组织,也在全球治理如气候问题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要。未来人类可能我们会进入全球治理新阶段,出现全球治理既依赖国家主体又依赖国际组织的模式。我期待各国能够用协商谈判的方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Justin Vaisse:扩大多边主义定义,帮助多边主义发展走出困境 国家主权是不可侵犯的,但是当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时,主权国家就需要进行协商合作,从而解决这些问题。全球治理需要涵盖更多的主体,除国家之外,还应涵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多边体系和Google、Facebook、腾讯、百度等跨国公司,以及一些国际和当地组织,并为这些国家和行为体提供一个沟通平台。此外,我们还要用多种方式将这些主体联系起来,有效推动全球治理进程。目前多边主义发展陷入了困境,世界缺少对各国行为的法律性约束力,因此我们更需要维护现有的全球治理多边机制,扩大多边主义的定义,关注更多领域的全球化的问题,从而帮助多边主义走出困境。 CCG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纽约、旧金山总领馆原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中美两国应共同成长,互利互惠 对多边体系和全球治理,首先是捍卫,其次才是改进。现在各种多边机制已经很多,不需要成立新的。因为如果不遵守多边机制的规则,再建立新的也没有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并不是因为没有预防的多边机制。国际联盟就是。但未能阻止二战爆发。日本退出了,德国也不遵守。现在最大的威胁是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凌驾于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和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机制之上。 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一些智库对中国有几个重大指责。一个是美国当初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却没有像美国那样发展成民主国家。这个指责并不能成立。因为世贸组织不是政治组织,不是社会制度组织,仅仅是贸易规则的组织。中美当年谈判中国加入世贸,所有的内容都是关于贸易和投资规则。另一个指责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搭了美国便车。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搭了美国便车,没有买车票,现在补票不就得了?其实中国加入世贸后,美国并不是输家。2002年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出口累计增长487.0%,是同期对全球出口累计增长123.1%的差不多四倍;美国从中国进口累计增长303.8%,是同期从世界进口累计增长101.7%的差不多三倍;但慢于同期对华出口增速。因此中美完全可以共同成长,互利互惠,而不应打贸易战。 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中心主任Daniel Ikenson:各国需要找到多边主义发展新方向 多边贸易体系长久以来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自从1995年WTO成立以后,再没有新的多边贸易协定出现。有些国家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改革WTO体系,而想让近200个国家在50个问题都达成共识是几乎不可能的。现在特朗普政府与85年前的美国贸易政策背道而驰,保护主义成为了美国再次伟大的工具。但是现存的WTO机制亟需与时俱进,将环境的问题,贸易货币,数字技术和电商问题囊括在内,让协定更加地包容。为达成此目标,中美两国的合作必不可少,需要找到妥协平衡点,达成共识。此外,世界还需要更多多元协定,除多边协定外,还需要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我们需要让美国意识到多边主义和其利益相辅相成,从而真正推动多边主义发展。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喜马拉雅山共识组织创始人Laurence Brahm(龙安志):维护多边主义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对话 自二战以来,国际格局相对稳定。但是自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一些新单边主义的机制正在撕裂这样的全球结构。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多边主义的世界,也需要多边主义维持世界和平。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倡议框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在国际上体现出来,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多边主义的发展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各国应加强沟通交流,增加对话,从而维护多边主义的发展,保持国际格局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构建多层次的全球化有助于真正实现全球治理 谈及全球治理就必须讨论什么是全球化。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全球化4.0的概念,但是我更愿意称其为全球化3.0。为什么是3.0?全球化1.0是殖民主义统治世界的全球化,全球化2.0是制度化的全球化,而现在的全球化3.0是“治理的全球化”。在现阶段,治理全球化应超越第二阶段的制度全球化,也就是让更多的国家参与治理,而非由某个国家主导。除全球化外,世界还呈现区域一体化趋势,因此在全球治理的新全球化框架里,需要分层次,分区域,跨区域,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全球化,形成全球区域间合作网络的结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全球治理。 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事务公使衔参赞William Klein:多边主义消亡论是无稽之谈  多边主义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存在于世界各地,许多主权国家通过共同合作来维护彼此的利益。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中国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但中国愿意继续推动开放并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发展友好的关系。美国和中国政府一直在讨论知识产权问题,这并不是美国口说无凭捏造出来的,在中国执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时确实存在着很多难点。在美国看来,中国已经是国际事务举足轻重的参与者,中国行为应该符合其他大国都遵守的标准。如果中国想要公平竞争,互利互惠,获得其他国家的市场准入,那么中国就必须和其他国家一样同等开放。美国的目标是积极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共同打造一个公平的、可执行的、建设性的贸易经济关系,促进互利互惠的中美关系发展。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原司长江山:WTO改革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学习了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知识产权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跨国界的,也是需要全球治理的,不能单方面指责中国,要看到中国取得进步。我们应该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对WTO进行改革。WTO改革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不能在讨论过程中夹带私货,并将其作为向另一方施压的手段。WTO的非歧视原则及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也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崔凡:世贸组织改革的谈判难点是数字经济 电子商务与数字经济是世贸组织改革谈判的难点,其难度可能超过非市场导向的问题。每个国家对电子商务谈判的重点诉求是不一样的。首先,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全球政策协调的必要性进一步地增强了。第二,互联网领域是一个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领域,中美作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全球化这一关键议题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双方必须加强对话与协调。第三,全球化困境。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以及各国国内民主机制这三者难以高水平兼得,这在数字流动问题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在全球数据流动进一步自由化的同时,中国必须要加紧提高与开放体制相适应的监管能力。 日本东亚经济研究院院长、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原院长Masahiro Kawai:中国和美国应该同日本一道维护多边主义  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观点和看法。特朗普在大选时候用的一些手段反映了美国缺乏调整机制,其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凝聚力的减弱和丧失。日本一直在推动全球化和多边主义进程。日本的策略是给美方施加隐形压力,同时又希望中国也能采取措施,尤其是敦促美国能回到多边主义的谈判桌上进行贸易谈判。日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与各国一道就补贴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数据自由流动进行谈判。中国和美国应该同日本一道维护多边主义和促进多边贸易谈判。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世界经济发展现状的十个矛盾 现在全球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十大矛盾:贫富矛盾、南北矛盾、新旧矛盾、收支矛盾、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能力支付不足的矛盾和多元文明与文化的矛盾。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日益激烈,这不仅表现在中美关系中,也表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印度甚至其盟友的关系中,呈现合纵连横的局面。其中中美关系成为最大的矛盾点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消极态度。中国现在扩大改革开放,拥抱全球市场,通过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为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提供创新的合作平台,寻求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携手发展。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创始院长刘德斌:全球治理关键在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 全球治理归根到底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人类历史是大大小小人类命运共同体演化的历史,但是仔细去考虑有三点辩证关系,即我者和他者的辩证关系:第一,相互对立;第二,他者的存在往往以我者的存在为前提;第三,他者和我者是可以转化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我者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朝着有利于和平发展的方向转化,这就要让国家体系保持弹性,比如建立各种共同体,区域化可能是未来世界秩序发展的可能。中国的历史经验是不断地把他者转化为我者,这和美国的历史经验有相似之处,只是美国的历史很短,和中国转化的方式不一样。 CCG高级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原主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原会长孙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不谋求领导地位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远没有实现自己的使命,世界秩序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我们任重而道远。华尔街资本的逐利性加速了美国产业外移和就业减少的势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当局的直接干预,美国华尔街是最后的受益者。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擅长学习,我们已意识到知识产权等相关权利的重要性,并正在践行这些工作。中美双方过去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成功的尝试,现在更应该增进相互了解,促进对话,这样才能进行顺畅的沟通和合作。我们应该参与到全球治理中,而不是谋求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因为全球治理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像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机制。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中美对时间的观念不一样 中美之间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双方对时间的观念不一样。10年中出现变化、波动甚至是曲折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只看这10年的时间,应该给予中国一些耐心。另外,美国认为中国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不公平的市场准入政策,或者说中国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这10年的时间太长了,为什么中国这么发达了还不开放?我希望美国人能多一点耐心,或者说用冷静的态度来理解时间概念。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协调,或者说把国内治理转化成国际治理的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些耐心。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中美贸易战不打不相识 第一,关于全球治理的问题。全球治理的未来依赖于中美相互之间的合作,因为中美两国是全球治理的关键。第二,中美贸易战不打不相识,贸易战没有赢家,经济相互依赖对于中美双边的制约还是很明显的。第三,中美两国都处在国内巨大变化调整中。第四,中美协议达成有助于中美关系找到走出战略竞争的办法,这可以为中美在WTO等领域的合作会开辟一个机会之窗。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亚洲司原司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原公使吕克俭:贸易体制改革过程中问计群贤很重要 目前全球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摩擦一样,只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来解决。贸易战没有赢家,一旦全球秩序遭到破坏,会对全球的经济发展秩序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首先要维护全球秩序的稳定。希望CCG能够在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交流和探索。大家都是贤士,问计群贤非常重要。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爱丁堡大学公司金融学首席教授侯文轩: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资源配置问题是症结所在 要解决中国市场的经济地位和中美贸易纷争中的症结,首先要回答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何种作用?问题在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资源配置问题。企业的增长和消亡是很正常的,国家在大政方针上要有所改革。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严忠: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存在积极合作 当我们提到中国在全球治理参与的时候,不应该一直强调中美之间缺乏合作,中国和美国还在其他社会问题上有着积极合作。第一,1945年的机制性安排没有让中国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也没有一个机制促进权利的分享。第二,中国依赖“国家主导”的方式进行全球治理。第三,中国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压力,国家领导力需要首先应对国内问题。 CCG联席主席、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美国应学会接受中国的崛起 国家之间不是平等的,有大小之分。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现阶段不仅奉行孤立主义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非常强势。如果说中国需要改进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那么美国则需要改进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尽管十年后,中国可能还不能在经济数字方面超过美国,但与美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小,而排在第三、第四名的经济体一定会被远远甩在后面。因此中美两国一定要通力合作。在贸易谈判时,中美两国必须坐下来达成共识,并将共识扩散到全球。同时,美国要学会接受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在崛起的事实,与其和平共处,共同创造“共赢”局面。 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Hon.Terry Miller:各方达成共识才能商讨出所有人都会遵守的规则 我听到了一些针对美国激烈的言论,其他几位与会者提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全球治理。在贸易领域或其他领域,国家间的合作必须要基于自愿合作。当全球治理开始以强权胁迫国家参与,那么大家就各自逃散了,国家政策在实践中不会真正得到落实。我很欣赏CCG一直致力于推进对话,只有通过推进对话,各国才能真正理解彼此,规则才会应运而生。各方达成共识才能商讨出所有人都会遵守的规则。 CCG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全球治理需要得到改善,让大家都能参与其中 二战之后,全球治理发展已经跟不上全球实践了。我看到IMF最近提出的一个报告,就是跨国公司缴税水平和过去相比已经下降了很多。不管是在自己的国家还是在所运营的国家,缴税水平有所下降。现在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在中国运作,每年收入达到超过5000亿,超出了中美贸易逆差。所以美国企业在中国运营能够受益,其它国家的企业在中国肯定也会受益。特朗普总统宣布要减税,苹果宣布要汇回美国2500亿美元,很多美国企业开始把海外税收汇回美国。现在福特、通用等汽车公司在中国的销量其实已超过在美国销量。所以,我认为全球治理需要得到改善,让所有国家都能分享全球化的红利,而不仅仅是让中国去承担贸易不平衡的表面赤字。今天智库专家的讨论很精彩,很荣幸CCG能举办这样多专家参与的讨论,希望以后能把各位专家好的想法集合起来更好的为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治理政策决策服务。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CGTN主持人杨锐:需要思考如何重新定义国际秩序包括地缘政治和文化 现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抬头,这也妨碍了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共享全球平台。在特朗普总统执政任期可能会注意到美国的精英和媒体都指出,目前的总统背离美国国父们建国时的原则。未来,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中国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的领导力将会如何?在出现了这样一个在全球化、反全球化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的今天,我们的全球治理究竟应该是由国家为主体,还是非国家主体为主要的参与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重新定义国际秩序包括地缘政治和文化。同时,在恐怖袭击中大家不会去批评某一个国家主体,像ISIS这样的组织。这样的趋势确实是在动摇着国际的秩序。[详情]

科技与全球治理 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
科技与全球治理 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

   科技与全球治理,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新媒体、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一系列新科技革命,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加之受新技术激化国际竞争等因素影响,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动荡时期,而现行的全球治理体制难以有效应对这一系列挑战。未来如何顺应科技全球化,运用好科技手段,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互惠互利的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将会趋向一个共享型未来还是更加分化?本场分论坛聚集了来自新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就此展开研讨。 恒隆地产董事长、CCG联席主席陈启宗   在过去十几年里, 科技越来越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说,因为科技,世界会大同;因为科技,无论住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用的基本上差不多是同一个平台。所以科技会将世界变得非常扁、非常平。比如在教育领域,借助AI等科技能够解决缺乏优质师资的问题,促进教育全球化和资源共享。在旅游领域,科技的运用虽然降低了传统的就业职位,但是移动互联网所提供的海量旅游信息、产品预订功能等都提升了旅游业的效率,从而提升了整体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出入境旅游人数的增长,也因此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发展。科技究竟会带来世界大同,还是会带来更加分化的社会和分化的世界,值得大家共同思考。 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CCG资深副主席梁建章: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可以从旅游和人口两个角度体现 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可以从旅游和人口两个角度加以体现。机器人成为各行业主要劳动力取代人工的同时,休闲时间则更多地被用于旅游。此外,科技进步对生产率、贫富差距和城市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城市化率提高导致中国人口生育率的降低,这是未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问题。此外,旅游业等服务性行业对中国整个贸易顺逆差有着重要影响。随着移动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国际旅游增长,来华旅游人数增加,中国会从贸易顺差变成贸易逆差的国家。中美两国游客的增长对双方经济发展都非常有好处。科技对旅游的提升和旅游体验的提升都有很大作用。 流利说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王翌:科技是未来实现教育公平化的手段 教育和科技的结合会产生三大效应:首先是个性化程度上的质变。其次,在教育上节约时间,更加高效地提升了效率。最后,科技、人工智能、移动等手段能够显著提高教育质量。有效地使用科技,发挥其优势作用,可以显著提升基准线,技术在未来是实现教育公平化的一个手段。就AI和教育的结合前景与边界来看,一方面,AI和教育最先的切入点是技能型学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有更多技能型学科,AI会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各个学科在各个环节上都有可能被产品化的空间。 VIPKID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CCG常务理事米雯娟:科技可以促进教育全球化 在教育全球化方面,一个科技驱动的全球课堂,为全球各地的学生提供教育资源的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未来的世界是更加分化,更加共享的。在教育领域,一定能够把教育资源和需要教育的孩子们通过科技相连接,实现教育资源在全球的连接与共享。 外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CCG副主席何梅:科技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加共享 通过互联网、AI等技术将师资与全球的学生连接在一起,可以使优质教育资源更加开放和共享。走向面对面的项目和课程也可以通过科技的力量产品化,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从而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另外,建立中国人的国际公民意识很重要,通过国际化的资源也可以培养多元化的人才。 汉帛集团总裁、CCG常务理事高敏:碎片化时代,中国可以作为研发中心为全球输出解决方案 大部分中高端产品和整个制造其实都是从中国出去的,基本上全球一半的时尚产业制造份额还是在中国。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很重大的关键点,因为它向上对接整个欧美消费需求的变化,向下对接整个“一带一路”战略和策略。中国的产能是存在的,其瓶颈在于没有使其可视化、信息化的能力。因此,要整合中高端碎片化产能,把碎片化的需求对接碎片化的产能,推动中国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随着碎片化时代进程加快,对时间、品质的高要求和集成协同更加重要,中国可以转变成为研发中心,为全球输出解决方案。 量化派创始人兼CEO,CCG常务理事周灏:将金融服务和AI的工具嵌入到消费和生活服务领域能够提高效率 我认为金融服务本身是一个工具,我们最终做的肯定不是金融服务,而是把金融服务和AI作为一个工具,把它最后嵌入到消费和生活服务领域里面去。我们目前想做的事情,是把金融和AI的工具作为一个切入点嵌入到实体的消费或者生活领域里,从而实现这些领域的高效率。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新阶段出现的挑战进行探讨,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建言献策。 [详情]

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
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

   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 |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影响着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商务部近期数据显示,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健康发展,对外投资结构持续多元,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面临海外投资的新挑战,中国企业该顺应新的全球化发展更好地“走出去”?如何合规开展海外业务?如何回避地缘政治的风险?中国企业精英领袖在本场分论坛中共同探讨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学会合作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首先应该量力而行,在海外投资的时候,要发挥自己的综合优势,而不止是单纯注重资产投资。其次,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一定要学会合作。和跨国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能够避免恶性竞争。而和当地企业进行积极合作、共享共赢,能够提高中国企业在当地市场的受欢迎度,从而真正融入国际市场,成功“走出去”。此外,国际上对国企补贴问题和国内民企对国企在银行贷款融资方面存在误解。中国政府提供的税收减免和税收返还政策是普惠性质的,而非针对国企。反而随着国企上市后股票增发,国有股越来越被稀释,可能成为后患。而融资方面,大部分国企贷款容易是因为更愿意向大型企业发放贷款,而非因为国企和民企的所有制差别。 CCG常务理事、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闵浩:中国应加快改革标准制定和监管 中小企业在海外市场发展的经验就是要专业化,以过硬的产品质量打开市场,创建品牌,而非打价格战。通过品质和创新打动客户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但是对企业品牌的树立和发展至关重要,会使企业受益无穷。中国在行业标准制定上有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行业标准大多由政府制定,缺乏效率和动力;二是中国缺乏有效的标准监管体系,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得到认可。中国在未来的行业标准制定上,要向国际学习,提高自己的标准,最后向世界输出中国标准。 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杰商会(AAMA)会长、CCG副主席徐井宏:企业应该是为了企业发展需要而“走出去” 企业“走出去”仍然是当下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大部分中国企业还没有“走出去”,或者“走”得还不大好。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和挑战。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三大特征:一是万物互联,时空的界限被打破;而是虚实混一,感知的界限被打破;三是跨界融合,行业界限的被打破。因此,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其必要性。但是什么时候“走”,怎么“走”,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能力和特长。企业应该是为了企业发展需要而“走出去”,而不是为“走出去”而“走出去”。此外,全球化另一个解释是本土化,“走出去”的企业要对当地文化法律规则有清晰的认识,用共赢打造持续发展。 富爱达国际董事长、CCG常务理事唐浩轩:园区建设对“一带一路”至关重要 如果“一带一路”是一个舞台,那么园区就是台柱子。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与中国相比并不完整,因此园区建设可以有效帮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获得配套原材料,从而节省成本,提高价格优势。目前,一些园区的建设和经营并不理想,有先天不足的问题。因此,中国未来在海外园区建设过程中要注重规划设计,高效发展。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府学校总校长、CCG资深副主席王广发:“走出去”概念已今非昔比 今天的“走出去”概念已经今非昔比,中国企业所处的国际双边和多边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更加关注投资转型、升级、优化能否取得当地支持和法律政策的问题。目前,中央确定了更加开放的政策,第二个四十年会更加开放。在“走出去”的时候,民企和国企有不同的使命。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和合作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要确立自身正确的方向,通过财务、贸易合作等手段进行优先发展。 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魏力:金融企业“走出去”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 恒昌作为金融服务行业的民企,努力做到在深耕国内的基础上进行国际化突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可以成为金融服务企业向东南亚国家发展的借力点,利用行业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积淀和优势走向国际市场。同时,金融服务企业“走出去”也要“向西走”,与国际的金融中心互联互通提高服务质量。目前,民企向银行借贷困难是阻碍其“走出去”的巨大阻力。此外,清醒地认识到国际金融风险和收益性价比是帮助中国企业更有效、更安全地制定国际化战略的有效方法。 Kingsley战略研究所所长及亚洲战略和领导研究中心原CEO Michael Yeoh:中国应加强与东盟贸易合作 东南亚国家是中国发展贸易的重要伙伴。首先中国是东盟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东盟十国内每一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拥有良好的经贸基础。第二,许多东南亚国家都从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益处,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贸易等方面得到了发展。例如不久前,马来西亚与中国签订的高铁项目将为未来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帮助。因此,中国应该扩大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在了解当地文化和需求的基础上,增进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从而创造共赢局面。 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中国企业需要顺应全球化新趋势制定更好的“走出去”策略 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挑战。虽然根据商务部的最新数据,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态势平稳健康,对外投资结构也更加多元化,但是面临全球化4.0带来的新挑战,中国企业应该怎样顺应潮流,制定更理性的海外发展战略,更好更成功地“走出去”,依然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4.0时代下中国在更高水平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入研讨。 [详情]

一带一路如何成为多边合作新平台?多国使节观点碰撞
一带一路如何成为多边合作新平台?多国使节观点碰撞

   一带一路如何成为多边合作新平台?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前多国使节的观点碰撞 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一带一路”倡议是未来深化国际合作的重要框架。近期,随着中意两国“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意大利成为首个明确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G7国家,卢森堡也紧随其后。“一带一路”第三方合作亦已取得积极成效,成为维护多边主义的有效实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举办,在本场大使圆桌论坛中,来自多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官员和中国前驻外大使共同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相关问题进行了回答与讨论,从多元视角为“一带一路”建设建言献策。 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经贸中心主任、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Hon. Terry Miller:中国应学习世界银行的经验,不断完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 CCG创造了这次让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相互交流增进理解的平台。在当今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路径,对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增进互信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带领数以亿计的人们成功脱贫,并走向全球化。随着其实力的增强,中国正在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一带一路”倡议在本质上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过的事情相辅相成,因此中国在完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时,可以多借鉴已有的经验,提高“一带一路”合作的透明度,加大反腐败力度,为推动全球化发展更好贡献力量。 爱尔兰驻华大使Eoin O‘Leary:欧亚互联互通,维护多边合作,共同打造全球公平竞争平台 2019年是中爱两国建交的40周年。在过去的40年里,中爱两国积极合作,爱尔兰对于多边主义的承诺也是爱尔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为未来中爱加强合作路径的重要基础。欧盟和中国已经达成了贸易自由化的承诺,完成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2020投资协议。通过建立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欧盟和亚洲之间将会形成一股合力,在加强沟通与合作的同时,建设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打造全球的公平竞争平台。 德国驻华公使Giuseppe Fedele: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意味着中意两国共识的达成 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意大利的国事访问对中意双方共识的达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表示,“一带一路”不仅是货物服务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更是知识、思想以及学术的交流。意大利希望“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一条知识的丝绸之路。意大利作为欧盟成员之一,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会坚守透明度原则,遵守包括经济、金融、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为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化发展努力。 CCG顾问、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前驻冰岛大使苏格:中国在不断用自己的努力为全球化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第四轮全球化发展紧密相连,从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1992南巡,到中国加入WTO,再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不断用自己的努力为全球化发展贡献力量。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希望为世界各国增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提供有效平台,并听取吸收世界各国对完善“一带一路”的建议。中美两国更应该增加交流,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进行合作,从而共同推动全球化发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前驻印度尼西亚、加拿大、瑞典大使兰立俊:“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出五个历史维度 “一带一路”体现出了五个历史维度。“一带一路”首先是试验性的。实施五年来,“一带一路”虽然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在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需要应对。第二,“一带一路”具有创新性。目前这一倡议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参与,其中意大利的加入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里程碑。第三,国际合作规范是“一带一路“发展的未来方向,通过共商、共建、共享进一步建设”一带一路“。第四,国际合作需要法治基础支撑,“一带一路”发展不仅要与已有的国际规则相接轨,更要依据国际新局势制定新规则。最后,媒体和智库在对“一带一路”的传播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从而为其发展凝聚共识。 加纳驻华大使Edward Boateng:加纳应抓住“一带一路“窗口机遇,用创新思路推动经济发展 加纳在2017加入“一带一路”,是因为相信“一带一路”能够为加纳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加纳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国之一,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巨大的产业链,而“一带一路”为加纳提供了一个发展经济和融入世界的窗口,让加纳在世界产业链中发挥更大的价值。他认为亚洲的发展方式对非洲国家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因此加纳更需要抓住机遇,改变思路,在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机制的建设,与中国和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共同推进和完善这一机制。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政务参赞William Klein:互联互通需要建立在国际原则之上 互联互通需要各国政府遵守国际原则。不论是双边合作还是多边协定都需要建立在开放、透明、公平竞争、法治和思想自由的国际原则上。中国在发展“一带一路”时,需要多聆听国际声音,借鉴已有的经验,以国际标准进行合作。美国希望能与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因此中美双方应该加强对话,共同解决现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非贸易壁垒等领域达成共识,从而共同推动全球化发展。 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移民署)驻华代表Giuseppe Crocetti:建立相关机制和政策应对“一带一路”带来的国际移民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将会为国际移民在多个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因此,建立相应的机制和政策以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必要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力点。移民是全球化的特征之一,移民政策的制定有利于有序推动人才流动,从而推动全球化朝着积极方向深入发展。在全球化时代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打独斗,只有国际合作才能更好的应对和解决移民问题,实现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因此,在全球化4.0时代,各国更要通力合作。 古巴驻华大使Miguel Angel Ramirez Ramos:“一带一路”可以加强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互联互通 一方面中国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也需要合作和共赢一同推动。对于“一带一路”,参与国才更有发言权。现在已经有包括古巴在内的14个拉丁美洲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这些国家也已经充分了解到了“一带一路”带来的众多益处和巨大机遇。古巴的加入不仅是为了古巴自身的发展,更是为了加强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希望各国能够共同合作,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出更多建设性建议,为全球化发展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和开放的环境。 CGTN主持人刘欣: “一带一路”倡议的完善需要更多精英智慧 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在国家间合作更加频繁的同时,逆全球化潮流也愈演愈烈。因此我们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实践,共同应对全球化新阶段带来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在2013年提出,是一个有创意的,并包含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概念。目前已经有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正式支持了这个倡议,并且在未来这个数字还将继续扩大,因此为了让这个倡议能够为更多国家和更多地区的人们带来好处,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政界、商界领域的精英人士贡献智慧。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4.0时代下中国在更高水平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入研讨。[详情]

国际商界对话《外商投资法》细则与投资新前景
国际商界对话《外商投资法》细则与投资新前景

   国际商界对话《外商投资法》细则与投资新前景|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不久前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外商投资法,旨在用法律的手段更好保护外商投资,吸引外商投资。这无疑是对世界释放了中国将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一大信号。《外商投资法》的实施细则将涉及到哪些?如何为外企在华投资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在该法案的实施将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本场分论坛邀请了跨国公司CEO和国际商会领袖共同探讨《外商投资法》的实施细则、更佳方案和外商对华投资的新前景等话题。 默克中国总裁Allan Gabor:《外商投资法》是中国创新的转折点 对《外商投资法》可以保持乐观。它不仅仅能够支持外商企业,从广泛上能够支持创新的发展,而且也将会推动每个人的健康发展。为了让之奏效,立法也必须要透明,而且必须要可执行,这样才能真正地支持创新发展。而中国研发的人工智能,也是中国建立《外商投资法》环境的优势。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来说,《外商投资法》是中国创新的转折点,它让中国有能力塑造全球的趋势。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CCG顾问周延礼:《外商投资法》是一个维权的工具 《外商投资法》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更好地保护外商投资者,包括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以及未来仍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二是对于政府的行动进行了进一步的约束。《外商投资法》已经非常具有广泛代表性,是备受期待的。最后,《外商投资法》需要更多的具体规则来加强落实,因为细节的细则会使法律更加有效。在中国经商的外商会面临着很多的风险和挑战,法律其实是一个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有效工具。已经发布的《外商投资法》,让外商能够了解中国正在实践法制。政府和商界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维权的工具。 宽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CCG副主席关新:将来的创新依靠的是更灵活的资本 《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要多实践,多反思。扩大开放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能够继续扩大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的环境。对外资的态度和对外资的吸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更有意义的,是给内资更好地定义。我们不应该只注重那些大企业、大国,或者大资本,同时要注意的是,将来的创新依靠的是更灵活的资本。中国在法律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不断创新、不断学习的同时,当然,也是有底线的同时,互惠互利也需要考虑在内。 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CCG副主席李学海:《外商投资法》将有一段过渡期、磨合期,需要有细则 《外商投资法》比之前的《外资商法》具有更进一步的开放性。具体体现在它的总则非常清楚,即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而且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的《外商投资法》将有一段过渡期、磨合期,而且在执行层面要想加强了解或者实行,需要有细则,这样有助于更进一步扩大开放。华商的投资前途无量。《外商投资法》是扩大开放的巨大进步,也希望能够更快地切实落实。 水木投资集团合伙人、CCG副主席方方:应该更加开放地看待国家安全与投资 《外商投资法》主要针对外国人,对这一发展可以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此外,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是它的整个审议范围、流程和方向都是巨大进步。第二是企业管理和企业治理方向。新的法,从它的组成、收入分配等等方面都是进步的体现。不管是国内还是在海外市场都是一样,国家安全常常被作为一个好用的借口去否决一项收购案,但其实是国家安全被过度放大了。随着经济互联互通、人才流通的加强,国家安全常常被当作一个顺手但常常又不奏效借口,因此必须要开放地看待这些问题。对于新的《外商投资法》,有三个词加以总结:一是渐进;二是多边;三是坚持。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Tim Stratford:《外商投资法》将是两国之间形成更具建设性的讨论平台 必须要解决核心问题,《外商投资法》才能取得成功。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源,就必须要有一个争端解决机制,而一个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则需要能够适应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大量高精尖技术都会影响国家安全,但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美都有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和考虑,因此双方都面临着在新的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威胁和挑战,而这又与科技进步直接相关。对此,政府要思考如何以新的方式解决。企业也要参与其中,保护国家正当安全利益的同时,提高企业竞争力。《外商投资法》将是两国之间形成更加具有建设性的讨论的平台。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北京首席执行官Nick Coyle:《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永远不可能是终点 可以把在外商投资方面的变化,包括围绕某些领域的互惠互利,看作是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势的信号。如果中国愿意改变,一定会给外商带来很大的好处,在这方面的变革和变化肯定是需要的。《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它解决了很多企业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永远不可能是终点。 BP中国总裁杨筱萍:《外商投资法》的落实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对于国家来说,它的底线就是人民的生活质量。如果外商投资的能够提升技术,提高竞争力,提高质量,为什么要看谁是投资者呢?这才是我们的底线。《外商投资法》是中国改革开放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但落实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此仍然需要持续不断努力和改进。《外商投资法》的落实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副总裁Jacob Parker: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超越商业利益的考虑是外商对中国仍然缺乏信心的原因 《外商投资法》和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国内的很多改革,金融自由化、经济自由化等,都给外商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而外商对中国仍然缺乏信心原因在于,很多时候国家安全的考虑可能就会超越商业利益的考虑。因此,现在就需要制定一个目标。整个法律的贯彻和实施也非常重要,要真正得以落实才能够重建外商对于中国的信心和信任。外国企业是影响中美双边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因为这个领域是未来的潜在亮点。由于安全、战略等问题很难解决,外方企业是可以把双方拖回正轨的重要力量。 CGTN主持人、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田薇:《外商投资法》是一个起点,法律细则的制定值得期待 外国的投资人看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有很大的潜力,而且这个潜力是值得我们共享的。本次的论坛,并不是起草法律的人进行问答,而是共同合作来实现一个更加满意的结局,进一步让我们的法律细化。贸易是中美之间的重要话题,也将会是引领一个新的双边关系的讨论领域。同时,科技对于任何一个产业都至关重要,所以产生了一条很模糊的线,划分着国家安全利益以及企业成长的必要条件,同时又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也期待具体细则的制定。届时,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加自信的态度去面对未来。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4.0时代下中国在更高水平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入研讨。[详情]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

  主题论坛: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 来源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旨在聚集政产学研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主题论坛 论坛一以“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为主题。全球化4.0已经到来。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积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力。然而,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贸易摩擦、经济动荡等因素影响,全球治理面临挑战。新形势下,中国如何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世界如何应对新一轮全球化挑战?更好参与全球治理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商学界国内外顶级专家共同探讨了相关议题。 嘉宾观点: 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CCG名誉主席陈德铭:WTO改革关系全球化发展进程 全球化的进度越来越高,当前的停滞趋缓是对多边规则的挑战,背后是大国关系如何相处。WTO改革则关系到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2018年的G20峰会上,WTO改革的困难就得以体现。各国对改革的去向、自身所得利益和想法很不一致。WTO的缺陷是很多规则要164个成员完全一致通过,而它的优点在于能够制裁,且属于永久的独立性机构。然而,经过多年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地缘发生变化,高科技发展,信息社会到来,WTO所追求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还远未实现,确实很多规则需要修改。很多国家建议由中美来讨论WTO改革,但这其实也很困难。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但美国则持反对意见。今年日本G20会议会讨论世贸组织如何改革的问题,但真正实现WTO改革还是要到WTO部长级会议上讨论。这也说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多边规则讨论非常难,短期内难以实现。 商务部原副部长、CCG顾问陈健:未来改革开放要准确把握国际规则的趋势 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的必然结果,是不断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过程。下一个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要确定目标,还要预测国际规则的发展趋势。国际力量、格局、分工、经济结构、治理体系在发生变化,要准确把握下一步发展。全球化既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又带来了一些问题。目前国际贸易体系存在不够开放包容、不够公平合理、不够民主平等、不够普惠平衡等问题,对其调整是完全必要的。全球化4.0的趋势应是逐步向上的过程,应从目前实践最薄弱的地方出发、最需要的地方出发,在坚持既有规则的同时不断完善治理。在完善治理结构的过程中要坚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这是WTO的基本原则,正确理解“不破”“不立”,坚持“一带一路”精神,妥善处理既有规则与新实践的矛盾。用定力坚持正确方向,用包容看待各类分歧,用智慧解决复杂关系,用耐心面对持久的博弈。 恒隆地产董事长、CCG联席主席陈启宗:东西方应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对方观点 新一轮的全球化被广泛讨论,但到底会不会有,是什么样的形式,是不是真的全球化,这是目前值得思考的问题。10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会出现中国会站出来支持新一轮的全球化,而美国却开了倒车。中国未来将继续扩大开放,而包括美国的其他国家认为自己够开放了,但英国脱欧、特朗普的措施让人质疑西方国家是否真的需要进一步开放。同时,中国是否需要像西方一样完全的全面打开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东西方的话语体系非常不同。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享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同心协力,打造让所有人都能受益的未来。西方国家是否真的想求同存异尚未可知,但希望西方能学会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希望东西方能够达成共识,追求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未来。 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中国将在全球化4.0继续扩大开放 全球化4.0已经到来,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积极推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开放,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提供重要动力。新一轮全球化需要凝聚更多共识,以扩大开放促进人才和教育的创新,以科技发展带动全球化4.0的进步。在全球化4.0时期,中国将为世界提供更多中国智慧,提出更多中国方案。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盛行,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新形势。中国如何在未来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如何应对新一轮的全球化挑战以及如何更好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CCG顾问刘世锦:中国未来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到位已提出的改革目标 全球化经历了挫折,但一直前进,这是全球化的韧性。从国际层面,中美贸易争端以来,中美贸易仍有所发展,并有很大可能达成协议,中美有共同利益,中美扩大这一利益符合中美及全球的根本利益,这是全球化的力量。同时,WTO改革也势在必行,中美日欧等可能最后走向自贸区零关税,时间可能很长,但方向很难改变。从国内层面,中国正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中国下一步的增长来源主要有: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和生产结构的转型升级;前沿性创新;绿色发展。中国在国内外面临很多挑战,体制需要向前进,提出新的改革目标,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下一步关键是把已经提出的改革目标重点进行落实到位。 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CCG顾问刘燕华:中国要用新的理念、模式理解世界创新 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创新模式。创新包括从创意到形成价值的全过程,每个环节都要是畅通的。基础研究是一步步往下推,最后走向市场,这个周期很长。但这种长周期的研发模式正发生变化。然而,目前这一思维仍然被广泛沿用,它还是起作用的。当前,主导创新竞争模式已从正向创新转向逆向创新。在知识爆发的时期,80%的创新成果由逆向创新产生,但很多领导层或决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模式的转型。未来,中国要用新的理念、模式理解世界创新。创新生态、创新模式、创新软实力、创新体制机制和创新的生产关系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巨大挑战,中国只有开放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互补,才能和世界有共同的话语权,才能在全球的合作中实现共赢。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和更高层次国际化的创新合作一定会为中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贡献。 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JustinVa?sse:全球化的方向:维护、改革和扩大 逆全球化的原因有很多,包括2008年经济危机破坏了全球价值链,服务贸易有所上升和贸易摩擦等。全球化的未来有三个方向:一时维护全球化的机制,更好地监管全球贸易,这是WTO的责任,中国、欧盟要共同抵制单边主义;二是改革,欧盟不赞同特朗普一些单边主义的做法,中欧正进行密切沟通,需要在WTO框架下开展中欧工作小组沟通应对;三是不断扩大,推动全球治理。未来,要更加关注环境、地缘政治与贸易关系这两个方面。首先,保护气候,要真正努力减少碳排放、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必须把它与贸易联系在一起,并确保其协调。其次,和平促进全球化,稳定带来更大贸易。未来要加强贸易和地缘政治的关系,避免重蹈覆辙,管控好风险,避免更多的贸易战、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威胁。 万科集团创始人、CCG 资深副主席王石:中国在推动全球化前要有“亚洲化” 第一,中国要加强应对全球化的创新。创新依靠人才,日本平均每年出一个诺奖获得者,相比之下,中国在基础研究工作和真正突破性的研究还有一定差距,还应加大力度。第二,在说全球化之前会有一个“亚洲化”的问题。中国在亚洲化面临一些困境,需要注意中国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经济贸易。全球化首先要“亚洲化”,需要解决好目前的中日关系、中印关系和朝鲜半岛问题。日本对中国来说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可喜的是,预计明年中国到日本游客会突破一千万,这是过去四五年里有了高速增长,但遗憾的是,来中国的日本游客没有增长。中国游客通过对日本的旅游有了更多了解,但反过来却是没有的。不仅是日本,全球到中国的游客都没有增加,这不仅关系经济的平衡问题,更多的交流、了解和对话也非常重要。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薛澜:教育全球化是所有全球化的基础 全球化4.0的重要特点是其多元化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第一,新一轮全球化最核心的一点在于国家不再是全球化唯一的主体,尤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建立过程中。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是“机制复合体”,同一类国际事务处理有很多相关机制,是交叉甚至是矛盾的,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机制,这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重构提出新挑战。第二,机制复合体的背景下,多元化的交流机制很重要。国家间交流之外,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和讨论很重要。第三,从长远看,要真正实现比较和谐的全球化,而教育全球化是所有全球化的基础。 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白鸽:在全球治理的实践和创新方面,有三方面需要考虑 每一次全球化都与四次工业革命的关系紧密相关。全球化4.0时期,第四次工业革命产生的信息技术、智能化、信息化及综合技术的使用为其创造了重要的载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四次划分与四次革命的关系及衔接、四次全球化的主题、主要参与者和攸关方,对四次全球化分析作出清醒判断是值得研究的。在全球治理的实践和创新方面,有三方面需要考虑:第一,原则或价值;第二,机制;第三,共享,不仅共享利益,还包括知识、信息和教训。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CCG发起创办的首个聚焦“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智库品牌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作为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秉持专业性与国际化,每年都紧紧把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全球化议题。首届桌论坛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首次探讨了全球命运共同体;2016年第二届论坛聚焦“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继续研讨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2017年第三届论坛敏锐洞察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与中国智慧”为主题,针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提供中国智慧;2018年第四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共同为未来新型全球化凝聚社会共识。今年,CCG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全球化领域的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就全球化新阶段出现的挑战凝聚共识,更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建言献策。 [详情]

宋志平:国有企业面对国际质疑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
宋志平:国有企业面对国际质疑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

  新浪财经讯 2019年4月1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京成功举办。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CCG顾问宋志平在大会论坛五围绕“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中国对外投资调整与新机遇”发言。他指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量力而行,学会合作,以共赢的精神扎根海外。 以下是全文观点整理: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量力而行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建材其实是以“引进来”的方式消化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并通过研究和创新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专长。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建筑材料的水平提高,许多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走出去”。大家可能不清楚,其实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说在中国以外甚至是全球,65%的大型水泥装备都是中国建材来生产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企业有65%的市场占有率应该是很高的。30多年以前,我们做水泥也好,做玻璃也好,成套装备都是从跨国公司引进的。30年之后,大批的跨国公司也都在用中国建材的成套装备。这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从出口成套装备,到现在开始在海外建工厂,中国建材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过去讲中国是世界的工厂,而现在世界是中国的工厂。因为我们不光要跟别人做EPC交钥匙,同时我们还要把资金、技术、装备、管理都一起带出去。 中国公司在“走出去”,包括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应该量力而行。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水泥、玻璃这些投资都是重资产投资,所以中国建材在整个布局上要考虑到自己的承受能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建材不止是进行重资产投资,也对服务业进行了大量投资。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建材现的“六个一”投资战略: 一是我们建了10个建材工业园。我们的工业园不大,每个大约一平方公里左右,建在像赞比亚、哈萨克斯坦、泰国等等国家,大概由水泥厂、混凝土,还有一些墙材厂组成。我们组成规模较小产业园来供应当地的市场,主要想实事求是做事,降低风险。 二是我们做了10个海外仓。我们在迪拜、俄罗斯、坦桑尼亚等地建了海外仓,主要用于把中国的建筑材料运出去。它们不光服务中国建材,也服务包括各省市的建材公司。 三是我们沿着“一带一路”建了10个国际实验室。因为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往往没有行业标准,水泥生产质量不稳定,所以我们也做一些工作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四是我们做100家建材连锁,主要是非洲、南太地区建立小型的建材连锁。 五是我们做外包管理工厂。现在在非洲,如果你和当地企业合作建立水泥厂、玻璃厂等,存在当地人管理经验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找发达国家合作,他们又不愿意。所以我们选择与印巴公司进行合作,帮助他们管理水泥厂和玻璃厂。这样中国公司依靠收取管理费也赚了不少钱。 六是我们做了100个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的玻璃厂和水泥厂。 通过中国建材“走出去”的经验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要发挥自己的综合优势。 企业学会合作共赢才能扎根海外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还要学会跟跨国公司合作。因为几乎每一个海外市场都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现在中资公司“走出去”,一定要学会合作,而不能造成“我来你走”的局面。例如中国建材在做EPC的过程中,会进行全球采购,向欧洲、美国、日本公司采购许多关键技术和关键装备,所以这些原本的竞争者成了我们的合作者。此外,我们还是联合开发的第三方,比如在非洲,我们和法国的施奈德联合,在东南亚和日本的三菱联合,共同开发,而不是吃独食。这样,我们和其他跨国公司可以保持良好关系,减少恶性竞争。贸易摩擦看似是国家之间的,但实际上是企业之间的。所以我认为作为企业来讲,特别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光要竞争,一定要学会合作。 此外,在“走出去”时,中国企业也要学会和当地企业合作。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很欢迎中资公司来,但是如果中资公司来了以后把当地企业的机会都挤占了,他们就不欢迎了。因此我们应该给当地企业机会。比如中国建材在埃及做世界最大的水泥厂时,把一大部分工程承包给埃及军方。我们当时把六条六千吨的生产线的基础建设部分交给了埃及当地的8家公司去做。他们做得非常好,甚至比我们国内工人去做都要好。当时工地最多有1.2万工人,其中中方只有2千人,而当地的8家公司有1万人。假如这1万人都是中国公司派去的话,光食堂都得建100个,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中国的人工成本也并不低。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会和当地公司合作,给人家机会。这样当地政府和当地企业才会欢迎我们。 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高举合作的大旗,站在道德高地上做生意,让当地人欢迎我们;和跨国公司合作,让跨国公司愿意和我们一起开展国际业务。只有这样中国企业才能走深、走远、走长。否则,就会“走出去”又被人家打回来,站不住脚跟。跨国公司一定要学会给大家多分一杯羹,用共享共赢的精神扎根海外市场。 国内外都应破除对国企的误解 我想说的另一个话题是关于国企。在讨论“走出去”的时候,竞争中性原则是一个热点话题。我想就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国的国有企业,英文是SOE(State Owned Enterprise)。但中国现在的国有企业是历经了40年改革的国有企业,是经历了上市和混合所有制改造的国有企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既不是我们40年前纯而又纯的国有企业,也不是西方人理解的那种国有企业。我们用一个最近最热门的词来形容它叫“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既有国有资本,也有非公资本,交叉持股,互相融合的所有制方式。中国在海外进行了许多投资,承接了许多项目,但这些投资和项目不是中国建材集团直接完成的,而是通过它底下的公司去执行的,中国建材集团只是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例如,中国建材集团底下有个中材国际,这家公司进行了许多工厂的建设,那么这个公司是什么股权结构呢?中国建材集团在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中占44%,而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在中材国际的股权里占40%。大家想想40%×44%等于多少,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在中材国际股份中的比例是小于20%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海外真正参与竞争的企业并不是纯粹的国有集团公司,而是国有集团下面的上市公司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还有一个例子是在美国、埃及投资做玻璃纤维的巨石公司。它在埃及每年也有几个亿的利润,但这家公司的资本结构也像中材国际那样,中国建材集团在中国建材股份里占44%,中国建材股份在中国巨石里占27%,大家可以算算27%×44%等于多少。这家公司的国有股不足20%,也就意味着8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持股,或者股民持股,或者海外机构投资者持股。 我讲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老说国企、央企,但当真正在市场竞争的企业国有股有多少时,我们的股权比例满足澳大利亚人讲的竞争中性原则。总要有人把这个话讲清楚,这次我去美国和他们交流,就是要把话和他们说清楚,不然总是说“大央企、大国企”来了,产生许多误会。 现在的国企是改革后的企业,是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和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国有企业不同,在国际化过程里,尤其外国的朋友们,大家也能够理解。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合作也做得非常好,很多行业都是民营企业先出去,做了很多工作。央企去的时候,发现到机场接待我们的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代表,在当地见总理、总统的也都是民营企业代表。事实上,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国企、民企不分家,它们是一个军团,在一块儿做事情。所以,“走出去”真的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是一个互相融合、互相理解的过程,不能拘泥于意识形态。 第二个误会是关于国家补贴。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政府有些政策,例如针对水泥业务,如果企业在混合材中加一些电厂的粉煤灰,政府就会给企业一定比例的税收返还;比如政府支持光伏和电动汽车发展过程中也有些税收减免。但是这些税收减免并不只针对国有企业,而是普惠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可以享受。但是税收返还在国有企业财务计帐时会被记入政府补贴栏目,这样通过上市公司公告,大家就会以为这些政府补贴是国有上市公司独有的。但实际上,这部分补贴是大家都可以有的。 前些年,水泥利润低,大家会发现相关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利润来源是政府补贴,但这实际上是企业综合利用了粉煤灰,帮政府解决了环保问题,所以享受了一些税收返还,这是大家都有的,并不存在所有制歧视。我之所以能讲清这个问题,因为我这多年常参加上市公司路演,对财务报表中的政府补贴比较清楚,也经常给投资者解释。 最近,关于国有企业享受政府补贴的说法还有很多,有些人还列举了上市公司公告中的政府补贴。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误会。我在企业工作多年,不论中国建材还是国药集团从来没有享受过特别的针对国有企业性质的政府补贴。反而是我常向政府建议,应适当增加国企的资本金。国企这些年缺乏资本金补入,不少企业杠杆偏高,而且随着上市增发,国家又很少认购,国有股逐渐被稀释。长期看这倒是个问题。 第三,关于融资问题也存在一些误会。不少人认为国企在贷款时受到了银行特别的支持,其实这也是对国企的误解。实际情况是大企业贷款相对容易,中小企业相对难。现在绝大多数银行都实行股份制,是上市公司。因此,银行贷款是根据企业的信用评级决定的,不会因为是国有企业就贷款。前些年关掉了那么多国企,银行也沒有去救。 国企贷款容易是因为今天的国企都是大企业集团,而目前银行货款一般需要母公司对贷款企业出具担保。这一点大企业容易做到,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找担保比较难,只能做财产抵押,但中小企业财产有限,且一般要打一半的折,所以贷款困难。民营企业中的大企业,比如华为和阿里肯定都能贷到款。所以要解决中小企业货款难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银行改革信用担保体系,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要提高商业诚信。我认为目前中小企业贷款难和国企没有关系,我们不应该把什么问题都归咎于国企和民企的所有制区别。一有问题就怪国企,这既不客观也不合理。 (本文根据作者在全球化智库(CCG)2019年4月14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详情]

唐浩轩:“一带一路”是大舞台 园区是台柱至关重要
唐浩轩:“一带一路”是大舞台 园区是台柱至关重要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富爱达国际董事长,CCG常务理事唐浩轩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实录: 唐浩轩: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成为中国的国策,这是非常鲜明的,我现在的发言就集中在“一带一路”。 第一“一带一路”投什么?我觉得如果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大舞台的话,那么园区就是这些台柱子,所以这个台柱子至关重要。去年5月份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拜访完东盟总部以后去参观了日本丰田的园区,为什么?我们的总理已经感觉到这个园区特别重要。今天日本智库的嘉宾也到场了,去年5月6日从那里结束之后又飞到日本,继续参观。为什么?也是觉得这个园区特别重要,通过在印尼的访问,在日本的考察,把这个园区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上来。 第二为什么园区这么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产业链非常完整的国家,走出去以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是不完整的,你投资了一个工厂可以投,很多原材料的配套很难配齐,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成本。所以如果像宋总讲的,中国建材这样类似的企业出去以后,也会带动很多的配套企业出去。 我刚才第一点是从园区层面,第二点是从产业的层面。 第三如果有园区的话,真的可以做到抱团取暖,也可以成为一个大本营,到现在为止中国园区113个,经营状态各异,有的很好,有的很不理想。问题在哪里?宋总他们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他们在做之前就有这种设计,中国目前很多园区都是半路出家,原来是工厂,后来偶然的机会转化成了园区,有很多先天不足的东西。 我的问题就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下一步继续建园区的时候要提前审计好。所以我的观点是,“一带一路”按照我的感觉,园区是至关重要。再重复一遍,如果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大舞台的话,园区就是一根台柱子,这根台柱子做得不扎实或者是不理想,那么会影响整个推进,谢谢大家![详情]

闵浩:尽快让产业产品标准向国际靠拢
闵浩:尽快让产业产品标准向国际靠拢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CCG常务理事闵浩出席并演讲。 闵浩称,大企业是做规模,小企业要做专业化。中小企业要提升自己产品的技术能力,在专业化方面、品牌化方面要加强。 他还指出,中国在标准制定方面整体比较落后,中国在国际化中间一直是追随别人的标准,学习欧美的标准。闵浩认为,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尽快在产业、产品的标准上向国际靠拢。“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把标准输出出去,你的产业优势其实不能发挥到极致。” 以下为实录: 闵浩:我分享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中小企业做海外市场的一些经验和想法。 从大企业来讲,像宋总他们这样的大企业是做规模的,我认为小企业就要做专业化。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整个企业的状况和我们国家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再像早期改革开放的时候有非常强的成本优势。所以早期1998年我去欧洲的时候看到,中国的产品主要是靠成本的优势,靠价格的优势打市场。而现在中国在成本优势上面逐渐丧失了,所以我们看到中低端的产业逐步向东南亚、印度等转移。未来中国的企业应该如何走?我认为中小企业要提升自己产品的技术能力,在专业化方面、品牌化方面要加强。 1998年我们去欧洲做市场的时候主要是给别人贴牌,我们当时给欧洲最大的厂做贴牌。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价格的问题,广东的企业就把我们挤掉了。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就吸取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一批企业如果只是做贴牌,你的业务会非常不稳定,你的前途是不可控的。所以2003年我们转战到美国去,就定下了一个规矩,我们企业只做自己的品牌,不再给任何一家贴牌。同时,我们当时定了一个策略,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行业一流的企业,不靠价格去打市场。所以当时我们在北美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就是瞄着当时国际一流水平去做。我当时定下来一个规矩,就是我们产品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内在的、外在的细节品质都要超过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定价也要向同行一流水平看齐。 这样的一个策略,虽然我们企业当时起步非常困难,因为中国的产品卖到欧美同行基本上一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想到我们是非常不容易做这个市场的。而我们做的市场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全世界不超过10家企业在做。而美国的两家企业垄断了全球当时90%的市场,所以我们进入这样市场的时候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通过品质以及创新,最后还是打动了客户。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单一市场,已经占据了高端市场70%的份额,而且都是自己的品牌。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好的经验和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中小企业要坚持把品质和品牌做好。虽然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一旦你做起来了,未来会越来越发展得好。这次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我们的企业没有受到影响,相反我们的业务今年有60%的成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产品现在在这个行业中间已经算是最领先了,所以我们就会有溢价能力。 同时我们现在的产品在欧洲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我本人除了在中国做国标委的委员,我在欧洲也是我们这个行业标委的委员,是唯一一个中国的委员。为什么会进这个欧洲的委员会?也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在欧洲有相当的影响力,大家也认可我们产品的品质。所以我认为中国中小企业一定要深耕市场,做好品质,发挥技术优势,做行业的单向冠军,这一点我觉得对中国的企业非常重要。 另外我想讲的就是关于标准的问题,因为我们参与了很多标准的制定,所以我想讲一下对于中国标准的建言。中国在国际化中间我们一直是追随别人的标准,学习欧美的标准。所以基本上在全球这个行业中间,主要也是采用的欧盟标准。中国在标准方面整体比较落后,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尽快在产业、产品的标准上向国际靠拢,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把标准输出出去,你的产业优势其实不能发挥到极致。 我们国家的标准制定上面,我认为存在着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是我们很多标准都是由国家来制定的,这个和西方国家的体制完全不一样。 西方国家基本上除了国计民生特别相关的标准由国家来制定,其他的标准都是由民间的企业来做的,比如美国的实验室,欧洲的实验室。这些民间企业来做标准,第一有效率,第二有内生动力。因为它的标准要去推广,必须要去建立品牌,建立一个有效的推广体系。而政府去做这些事情,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动力。举个例子,我们国家的保险箱标准20年才更新一次,上一个标准是2000年,这次的标准是2019年颁布,2020年5月1日实施,我也参与了这个标准的制定。大家可以看到,20年才更新一次标准。而欧洲我们同行的标准基本上是三年就更新一次,这是标准的制定。 第二标准质量的监测、评判、监督也是以政府行为来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做不好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你是政府行为,其他国家不可能认你政府的认证,因为这个有主权问题。所以在海外,VDS也好、UER也好,都是民间机构;二是政府不可能有非常好的监管体系。举个例子来讲,UER的认证,你做完了以后,他们每年要4次到工厂来分析场景,为什么?因为你用了它的商标,UER有注册商标。它的商标贴在你的产品上,就为你的产品做了信誉的背书,所以他要为自己实验室认证的信誉负责任,而政府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实验室,在标准化从制定到监管整个方面,我们应该有改变,这样中国的国际标准才可以和国际接轨,也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的认可。[详情]

王广发:改革开放走过40年 第二个40年会更加开放
王广发:改革开放走过40年 第二个40年会更加开放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府学校总校长,CCG资深副主席王广发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发言摘编: 王广发:今天的走出去和改革开放前的走出去,甚至再往前追溯改革开放20年走出去完全不同了。刚才听到中国建材宋总讲在全球设点的问题,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肯定都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只是讲,今天走出去,包括引进来,最具显示一个在错综复杂的双边、多边贸易合作走出去博弈挑战,显示你的正能量,显示你博弈取胜,显示你投资转型的产业升级优化,显示你在投资地所在国能否取得当地的支持以及法律政策,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当然走出去,双边、多边的境外环境大不相同,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不便多讲。但是引进来,我觉得中央确定的更加开放的政策,引进外资的政策,引进侨资的政策,包括产业合作的政策,我觉得第二个40年会更加开放,这一点不容置疑。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走出去的时候,在当今错综复杂的矛盾、对抗、设置竞争对手,全面竞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民企和国企在国外都是带着不同的眼镜来看待我们这两个主题的,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面对新形势,新突破,新设置隔离墙,狭义的隔离墙、广义的隔离墙;狭义的安全防护栏、广义的安全防护栏,给大家提醒,不管走到哪里,合规依法是保障维护,投资合作所有权益的基础,人才、科技、这些都应该是我们未来的保障,包括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怎么发展,走出去怎么发展,请大家切记依法合规。[详情]

徐井宏:企业走出去战略要清晰 不要为走出去而走出去
徐井宏:企业走出去战略要清晰 不要为走出去而走出去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杰商会(AAMA)会长, CCG副主席徐井宏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企业走出去战略上一定要清晰,永远不要为走出去而走出去。企业在走出去的愿景下,需要不断地培育自己的能力。这里最核心的是你这支团队,你的人才结构是否具备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国家还是欧美的发达国家,还是其他的任何一个地区,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也很多海外公司到中国,觉得很多东西觉得跟想像的不一样,徐井宏认为,这是因为没有真正的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规则。 同样,企业走到另一个国家也要对它的文化、法律、规则能够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如果按照我们在中国的思维,按照我们在中国的交流方式,这种做生意的方式,完全搬过去那你一定头破血流,其实很多国外公司到中国也同样是头破血流。 以下为演讲实录: 徐井宏:各位好,非常高兴,好像我第一次参加中国与全球化的论坛活动。 中国人对于很多问题一定要搞明白,其实有的时候搞不那么明白。我就不讲清华了,因为我已经离开了,过去20年在清华的产业当中推动了很多国际化,我们国际的收入占到整个清华产业的三成。我们在海外,在欧洲、美国和东南亚也建立了很多科技园区。 对于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要谈走出去?就是因为我们还没太走出去,走得也不是太好,所以现在大家才把走出去依然当做一个重要的课题来讨论。如果中国很多企业都能像宋总似得,或者像有些特别好的在海外发展已经形成跨国公司这样结构的企业,如果我们大量的都已经是这样的,我想到那时候这个课题就不重要了。 当我们设置这么一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先想想为什么要走出去?为什么大家非要追求走出去?不走出去很多企业很好,在这里发展得也不错。我想大概应该和这些年全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密切相连,由于这样的发展,其实不管现在特朗普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或者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甚至任何一个欧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全球经济、科技的融合和一体化是一件势不可挡的事情。无论我们今天怎么做或者两年内怎么做,10年以后,20年以后,随着科技进一步的发展,全球经济进一步融合是一个势不可挡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所有企业面临的都是全球的竞争,因为所有的区域市场都会是一个全球的市场,这大概是由于下一步科技发展的事态造成的。下一步的科技是什么?大家说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什么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大家都提出了各种观点,用很多来定义,比如智能技术,或者是未来更深入的基因或者是生命科学技术等等。我觉得第四次工业革命和过去不大一样的地方,过去比如蒸汽机带来的巨大的变化,就产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大变,机器化,能源的变化造成电气化,还有互联网的应用产生了信息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个人觉得是多重技术共同形成的。我琢磨了好久,我觉得在未来若干年大概会有如下三个特征: 第一是万物互联,打破时空界限。 这件事在今天已经发生了,我想5年后、10年后会更大量的发生。这件事让世界上什么东西变化了?就是将彻底打破我们传统对时空界限的认知。我们过去觉得空间、距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未来可能距离将不再是任何一个问题,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世界的连接。时空界限的打破,将推动世界信息流、物品流、人的思想流、资本流等比现在会更加快速的运转。万物互联打破的是时空的界限。 第二是虚实混异,打破感知的界限。 我们过去的感知,觉得一切东西我看到的、摸到的、拿到的才是真的,也就是人的触觉、视觉、嗅觉、味觉等等。未来技术进一步发展之后,虚拟现实和现实世界将混为一体。我们今天看到智能技术带来视频、音频,声音、听力等等的变化,未来可能味觉、触觉、嗅觉等等都会产生。这种带来人的感知界限的变化,我想也会对未来很多企业发生挑战。 第三是跨界融合,将彻底打破行业界限。 未来的农业还是农业吗?未来的交通业还是交通业吗?未来的通讯业还是通讯业吗?可能各种界限都会在未来几十年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看到互联网公司做汽车,可能会把传统的汽车企业干掉,我们看到用新的技术,远程的诊断,会对的医疗和诊断发生很大的变化。 科技的变化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打破了感知的界限,打破了行业的界限等等,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和一体化势不可当,哪个地方挡住了,哪个地方就一定没有发展。所以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时候有很好的布局,和全世界融合起来。未来任何一个本土的公司可能都是个跨国公司,任何一个跨国公司都是一个本土公司,所以这些界限也会打破。 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世界的政治、经济、市场的格局在发生一些变化,这个趋势是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的。但是企业走出去可能有一定的必要性,什么时候走出去,或者你怎么走出去,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企业自身的发展阶段和你自身的能力。就像我过去曾经讲,永远不要把创业当一个噱头,不要为创业而创业一样。今天我同样的观点,不要为走出去而走出去,而是为了你企业发展的真实需要而走出去。你走出去要做什么?是要提升研发能力还是要扩大产品市场?还是要增强生产区域降低成本?还是要通过投资、并购等来扩大产品线?这些都要有清醒的认识。 所以怎么走出去,战略上一定要清晰,永远不要为走出去而走出去,我们大量的并购案例和盲目的走出去所产生的失败比比皆是。所以我也想,中国的企业面对所有这些,既要有这样的志向,又要能够真正的冷静。所以企业在走出去的愿景下,需要不断地培育自己的能力。而这里最核心的,就像宋总讲的是人才,是你这支团队,你的人才结构是否具备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国家还是欧美的发达国家,还是其他的任何一个地区,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其实“国际化”的另一个词汇我觉得就叫“本土化”,就像很多海外公司,为什么到中国很多东西觉得跟我想像的不一样,我说因为你没有真正的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规则。同样,我们到另一个国家也要对它的文化、法律、规则能够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如果按照我们在中国的思维,按照我们在中国的交流方式,这种做生意的方式,完全搬过去那你一定头破血流,其实很多国外公司到中国也同样是头破血流。 我们现在竞争是无处不在的,会永远存在,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为什么要竞争?企业与企业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无非是这几个方面。你要好了我就不好,那我就把你干掉。另一个是你不好我才好,我要把你干掉。还有一个就是你好我也好,这个就叫共赢。所以我们也在想,我们走出去,如果我们是想获得对方的市场,我们能给那个市场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只有我们能够给要走出的区域,要走出的市场,我们要合作的企业同时带来价值,能够共赢,这样的事情才可以持续。 我想我们要真正的永远保持这种共赢的理念,我们的走出去才能够取得很好的发展。我也相信,随着未来的发展,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跨国企业,能够在整个全球取得更好的发展,我们这支基金也愿意为这样的企业助一臂之力。我们不仅仅投资,还要建立我们面向投资企业的赋能体系,这里包括帮助投资企业能够更好的和海外对接。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详情]

宋志平:跨国公司要学会给大家多分一杯羹 共享共赢
宋志平:跨国公司要学会给大家多分一杯羹 共享共赢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出席并演讲。 宋志平分享了中国建材走出去的经验,他认为,“跨国公司一定要学会给大家多分一杯羹,大家共享共赢的去做。”企业一定要学会和当地公司合作,给人家机会,只有这样,当地的政府,当地的企业才会欢迎你们。 他还指出,企业在整个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高举合作的大旗,站在道德高地上做企业,“让当地人喜欢我们,让跨国公司愿意和我们一起来开展国际业务,只有这样才能走深、走远、走长。不然走出去又被人家打回来,那是站不住脚跟的。” 以下为演讲实录: 宋志平:我简单把中国建材的情况说一下,中国建材过去40年里面,我们其实是靠引进来,消化吸收了国外的一些技术,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一些核心技术和核心专长。这些年来,不光是中国建筑材料的水平提高,同时我们也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去。现在我可以跟大家说,其实在“一带一路”上,或者说在中国以外甚至是全球,大型水泥装备,65%都是中国建材来做的。我经常说大家想想,一个行业一个企业能够有65%的市场占有率,应该说这是很高的。30多年以前我们做水泥也好,做玻璃也好,我们的成套装备都是从跨国公司引进的。30年之后,现在其实跨国公司也都在用中国建材的成套装备,我们老讲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整个走出去的过程里面,开始总是成套装备出去,现在我们开始在海外建工厂,过去讲中国是世界的工厂,现在世界是中国的工厂,因为我们不光要跟别人做EPC交钥匙,同时我们还要把资金、技术、装备、管理都一起带着出去,现在就进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公司在走出去,包括“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应该量力而行。为什么讲这个?大家知道,水泥、玻璃这些投资都是重资产投资,所以中国建材在整个布局上考虑到自己的承受能力,中国建材不止是靠重资产的投资,也投资了不少的服务业。中国现在是“六个一”的投资战略: 一是我们建10个建材工业园,我们的工业园不大,大约一平方公里左右。比如像赞比亚、哈萨克斯坦、泰国等等地方,都是规模不太大的,大概有水泥厂、混凝土,还有一些墙材厂等等,我们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小产业园来供应当地的市场,这主要是也想降低风险,而不是圈很多地在那里做,而是实事求是。 二是我们做了10个海外仓,在迪拜、俄罗斯、坦桑尼亚建了海外仓,主要是把中国的建筑材料运出去。这个也不光是中国建材的,包括各省市的很多材料都放在那个地方。 三是我们跟“一带一路”建了10个国际实验室。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他们往往没有标准,水泥生产出来合不合适不知道,所以也做了这些工作。 四是我们做100家建材连锁,在非洲、南太地区建立小型的建材连锁,国内的建材连锁我们合资的百安居,都是大规模的,两三万平米,我们在非洲建了2千平米、3千平米的小店是做这些东西。 五是我们做外包管理工厂。现在在非洲,如果你跟他搞了水泥厂、玻璃厂,当地的人管理不行,但是你找发达国家,西方的国家又不愿意做,所以我们找了一些印巴公司,他们语言比较好。所以现在中国公司开始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现在我们对自己工厂的管理上百家的水泥和玻璃厂,给当地管理,管理也可以赚不少钱,一年赚一些管理费用。上百家的公司赚不少钱。 六是我们做100个EPC的玻璃厂和水泥厂。 我们在海外投资的时候,要发挥自己的综合优势,而不止是光是重资产投资,我觉得像中国建材这种综合公司,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在“一带一路”过程当中我们还在跟跨国公司合作,不是我来你走。因为这些海外的市场过去都有跨国公司在那个地方做,而现在中资公司去了以后,一定要合作。中国现在在这方面,我们做EPC的过程当中全球采购,欧洲、美国、日本公司向他们采购不少的关键技术和关键装备,所以这些竞争者大家成了合作者,这是非常好的。另外我们是联合开发第三方,比如在非洲和法国的施奈德,在东南亚和日本的三菱联合起来,共同开发,而不是我来你走,吃独食。这样的话,和跨国公司的关系就会比较好,减少恶性竞争。咱们老讲贸易摩擦,看起来是国家的,实际上是企业之间的摩擦。我觉得作为企业来讲,一定要学会合作,不光要竞争,还要合作。尤其是在国际上,咱们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尤其要学会合作。 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和当地的企业要学会合作。因为“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他们有些担心,中资公司来我们很欢迎,但是如果中资公司来了以后把我们当地企业的机会都挤占了,我们就不欢迎了,我们应该给当地企业机会。比如我们在埃及做世界最大的水泥厂,是埃及军方做的,是六条6千吨的生产线,我们把基础建设这一块整个交给了埃及当地的8家公司去做,做得非常好,我看搅的混凝土比我们国内去的搅得好。最多的时候是1.2万人,中方人有2千人,当地的8家公司有1万人。假定说这1万人都是中国公司去的话,大家想想光食堂都得100个。这是难以想象的,而且中国的人工成本也并不低。 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学会和当地公司合作,给人家机会。当地的政府,当地的企业才会欢迎我们,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整个走出去的过程里面,还是高举合作的大旗,站在道德高地上做企业,让当地人喜欢我们,和跨国公司合作,让跨国公司愿意和我们一起来开展国际业务,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深、走远、走长。不然的话,走出去又被人家打回来,那是站不住脚跟的。跨国公司一定要学会给大家多分一杯羹,大家共享共赢的去做。[详情]

梁建章:不改善入境旅游 中国会变成贸易逆差国家
梁建章:不改善入境旅游 中国会变成贸易逆差国家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CCG资深副主席梁建章出席并演讲。 梁建章称,随着科技发展,教育、出行等服务领域都在呈全球化发展趋势,旅游发展更快,领域更宽。然而,结合中国的贸易情况来看,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正在被服务贸易逆差所抵消。当下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及增长率呈增长停滞状态,对比快速增长的出境旅游,中国入境游的短板应尽快补足。 “中国现在货物贸易的顺差一年差不多4000亿美金,但是却被服务贸易逆差抵消了大概3000亿美金。而这3000亿美金逆差中,旅游贸易的逆差就有2000亿。”梁建章称,这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出境游人数远远大于入境游人数。如果5年后出境游再翻一翻,而入境游继续停滞,那么中国将从现在一个贸易顺差国家,变成贸易逆差国家。 “ 通俗来说,就是中国通过货物贸易挣了钱,又通过出境旅游消费把钱花出去,但却没有吸引更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花钱。” 他也提出了限制入境游发展的几个瓶颈,包括签证问题、上网问题、形象宣传问题。他表示,携程正与CCG共同开展研究,希望让中国入境旅游也能随着中国经济同步发展。 以下为梁建章演讲实录: 随着科技的发展,旅游变得越来越全球化。现在学英语的很多,中国人留学的很多,出国旅游的也非常多,整个旅游业当然会越来越兴旺。 这个跟中国的贸易有什么关系?其实跟中国的贸易非常有关系。给大家说一些数字:中国现在货物贸易的顺差一年差不多4000亿美金,但是却被服务贸易逆差抵消了大概3000亿美金。而这3000亿美金逆差中,旅游贸易的逆差就有2000亿美金。 那为什么我们有2000亿美金的旅游贸易逆差呢?这是因为中国出境游人数要远远大于入境游人数,差距大概在8000万人,如果每人花2000-3000美金,就是2000亿美金左右。 而且出境旅游还在快速增长,中国目前持有护照的人口仅10%,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未来中国人还会更多地去旅游,增长速度是两位数。但与此同时,入境旅游却几乎没有太大增长,这跟中国经济整体规模迅速扩大是极不相称的。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5年以后出境游再翻一倍,而入境旅游继续停滞,那时候中国就会从现在一个贸易顺差国家,变成贸易逆差国家。 通俗来说,就是中国通过货物贸易挣了钱,又通过出境旅游消费把钱花出去,但却没有挣到更多外国人在中国旅游消费的钱。 那么这么重要的入境旅游,到底问题是什么,瓶颈在哪里呢? 第一,签证不太容易。中国签证便利度现在排在136个国家中的129位。如果能让外国人办中国签证更便利,中国旅游市场会有更多机会和空间。 第二,外国人在中国上网不是太方便,比如在社交媒体分享照片就有困难。这方面也应该做一些改善。 第三,我们国家在海外的形象宣传上还需要提升。当下外国人对中国科技和基础设施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缺少认知,很多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功夫时代。     这些方面,携程与CCG(全球化智库)还在共同研究,希望能提出一些好的建议,让中国入境旅游也能随着中国经济同步发展。 未来,我们希望外国人能把中国作为首选的旅游或者留学和交流的目的地之一,这也将成为中国的软实力,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指标。[详情]

方方:欧洲公司更务实有忍耐度 不会无限承担风险
方方:欧洲公司更务实有忍耐度 不会无限承担风险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水木投资集团合伙人,CCG副主席方方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实录: 方方:我不是一个律师,在我的从业经验中,我碰到过美国公司、欧洲公司,还有来自瑞士、意大利、爱尔兰的公司,我发现一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欧洲公司他们更加务实,他们一步一步往前走,坚持一定要做好生意,不管是做电梯生意还是做机械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家族生意,他们其实有一种忍耐度,他们的风险不能是无限去承担的。 而有些大公司,公开上市的跨国企业,他们非常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而他们发现,在这条道路上有很多的挑战。一方面同意你的观点,我们需要采取一个渐进的措施,去搞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同时,我们也需要务实的看待事情,不断的逐步推动。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对《外商投资法》表示乐观,不断的对《企业法》进行修改以及市场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现在我们的外国企业已经可以在中国上市了。我觉得外商来中国筹款赚钱,在我们的市场中运营,他们面对的机遇与原来20年前相比更多,更容易获得。[详情]

宽资本创始人关新:《外商投资法》倒逼内资进步
宽资本创始人关新:《外商投资法》倒逼内资进步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宽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CCG副主席关新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外商投资法》对外资的态度和对外资的吸引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更有意义的,就是让我们自己的内资做得更好一点。“我觉得你要请别人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赚钱的话,你自己的内资不赚钱,肯定也做不好。” 以下为实录: 关新:我觉得新的《外商投资法》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细节可能还没有完全出来,我的想法就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要多实践,多反思。我非常同意刚才讲的,其实对外资的态度和对外资的吸引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更有意义的,就是让我们自己对内资定义更好一点,我觉得你要请别人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赚钱的话,你自己的内资不赚钱,肯定也做不好。 今天我们有国资,有内资,也台资,有港资,有很多的资本,但是其实资本没有国界,资本就是逐利的,资本的流动性非常高。如果我们对资本的流动性和资本逐利的方式理解得越深,我们在这方面越市场化,对于我们国家越好。另外要多实践,一会儿可以展开。反思方面,其实外资今天带来的,任何资本背后带来是我们要深思的东西,是技术还是创新?还是危险?所以我们对资本背后的动机越了解,我们对市场化和改革开放的目的,还有我们吸引外资的目的可能会更了解。 反思方面我们要多学一学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谁给了我们最多的钱,不是外资,是我们的华侨。我们的华侨为什么给这么多的钱?我们的华侨今天在哪里?对我们投资最多的国家那个时候是日本,他们今天在哪里?我觉得要避免只注重那些大企业或者大国,或者大资本,同时要注意到,将来的创新不是靠大公司,将来的钱也不是靠大公司,而是靠更灵活的资本。[详情]

周延礼:《外商投资法》备受期待 但需要有更多细节
周延礼:《外商投资法》备受期待 但需要有更多细节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CCG顾问周延礼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外商投资法》已经有非常广泛的代表性了,不仅仅是外商投资,还有外商投资促进,另外还涵盖了这些外商投资者的义务和责任,包括商业管理、企业管理,还有相应的惩罚机制。 周延礼同时指出,未来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法律来填补空白。“不管怎么样,《外商投资法》都是备受期待的。” 以下为实录: 周延礼:谢谢田薇,我想《外商投资法》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商投资法》能够更好地保护外商投资者,保护他们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在未来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二是对于政府的行动,还有政府的行政行动,《外商投资法》进行了进一步的约束。我想很多国家他们都会监管行业,也会对人进行更多的监管。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记住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法律提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去年我们的主席宣布中国将会进一步改革开放,不仅仅是在商业行业,还有在金融行业都是如此进一步开放。虽然这样的法律并没有包含金融行业的监管,但是它的确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南,对于金融行业提供指导。包括刚才提到的信用卡业务,这个信用卡就是金融行业,之后我们会有更加细节的法律法规和规则将会出台,来进一步支持这些法律的实施。我想这个法律已经有非常广泛的代表性了,不仅仅是外商投资,还有外商投资促进,另外还涵盖了这些外商投资者的义务和责任。包括商业管理、企业管理,还有相应的惩罚机制。在未来,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法律来填补空白,尤其在有些领域还有空白,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细节来填补。不管怎么样,《外商投资法》都是备受期待的。[详情]

BP中国杨筱萍: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具有里程碑意义
BP中国杨筱萍: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BP中国总裁杨筱萍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实录: 杨筱萍:谢谢田薇,谢谢Nick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抛砖引玉。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说到合资,之前1979年通过了一个《合资法》,通过之后,我们BP对于中国投资了70亿美元,包括对于国企、零售、上游、贸易等等,这种投资可能现在会放缓,我不知道这些市场准入会发生怎样的情况。现在有了新的《外商投资法》,我觉得它的基础层面上对于外商投资而言是一个里程碑。 Nick刚刚说到了细节是魔鬼,我们现在就希望能看一看有关原油方面的进口是否有一个配额,这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公平竞争的环境,是不是有一个限制,谁能进口,谁不能进口,是不是有些产品只能出口给某些人,只能卖给某些采购方,我们的环境是否是真正公平的?我们是否可以参与进来? 还有就是《反托拉斯法》,我们是不是在市场份额上会有限额,是不是国企会占到固定比例?可能是70%到80%的市场份额必须要国企占有,是不是说BP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因为政府已经取消了外资投资方面的一些限制。之前我们是只能有30个服务站,现在有新的《外商投资法》,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建更多的服务站?我非常期待看到这个法律会有一个很好的影响。[详情]

Nick Coyle:《外商投资法》给外资带来了提升空间
Nick Coyle:《外商投资法》给外资带来了提升空间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北京首席执行官Nick Coyle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实录: Nick Coyle:现在看看企业到各处投资遇到的问题,企业确实可以看到有很多改善的地方,比如中国的基础设施这一点做得很好,还有其他监管壁垒等等。这个法律可以解决有关监管壁垒的问题,还有金融激励方面的问题,这个法律给我们一些提升的空间,但是同时有一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稳定的因素。说到市场的开放,我们也希望看到它是一个稳定的市场。所以《外商投资法》就是一个很好的新进展,我们机构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我的同僚估计也会有相同的看法。 《外商投资法》之前的情况是缺乏清晰度,不够有一致性,对法律的解读也是非常模糊。虽然有一个很好的自贸协定,但是市场实际的准入仍然遭遇了诸多挑战。外商投资其实他们希望的就是监管环境要非常清晰透明,从一个澳洲企业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公司真正的水平和质量可以真正靠他们的水平去打市场。 另外我们最近做的一个调查显示出的担忧,去年年底做的调查就是对于内外资的统一一致对待。在新的《外商投资法》中,这已经很好地解决了一部分相关的担忧,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另外一点就是争端解决的条款,当然,有一个一清二白的争端解决机制再好不过,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我们也希望看看它会如何的平行,和现有的机制一起推进,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些矛盾,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协调,这个是我们需要拭目以待的。[详情]

梁建章:中国旅游逆差8千万人 需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梁建章:中国旅游逆差8千万人 需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 梁建章称,随着科技的发展,旅游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国际旅游的非常多,但全世界到中国来的人要远远比中国人到全世界旅游的人少很多。现在中国每年出去1亿5千多万,到中国来的只有4千多万,8千万左右的人数上面的逆差,每个人花两三千美金,这个就是2千多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逆差。 他表示,因为中国人会越来越有钱,未来中国人还会更多地去旅游。他认为,我们需要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旅游,这样中国就会从一个贸易逆差的国家变成一个贸易顺差的国家。[详情]

周灏:把AI嵌入生活服务领域 提高整体效率
周灏:把AI嵌入生活服务领域 提高整体效率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量化派创始人兼CEO,CCG常务理事周灏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实录: 周灏:感谢把我放在最后,我们这个行业跟各位的行业是合作过的,我们跟教育、医疗行业都在合作。我认为金融服务这本身是一个工具,我们本身做的肯定不是金融服务,我们是作为一个AI的工具,把它嵌入到生活和服务领域里面去,提高整体的效率,所以我们不叫什么金融。 先讲一个小故事,我之前在美国待了10几年,我刚回国的时候拿着美国的Discovery和City的卡,我想办一个中国的信用卡,他们说没有办法给你做,因为你在中国没有信用。我发现在中国得不到一个比较好的金融服务,我在中国的银行系统里面,认为我就是一个无名小卒,本来就是无名小卒,它认为我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从这一点来讲是很糟糕的,中国的金融系统是靠人驱动的。过去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通过电商数据和各种各样数据的线上化,让现在的整个消费金融领域能够非常快速在5万以下的领域里面实时线上不耗能去做,以前1万人做的事情,现在100个人就可以解决掉,这是极大提高效率的。 接下来的5年我们还做了一个事情,我们认为想把金融和AI的工具作为一个切入点把它融入到实体的消费或者是生活领域里面,嵌入去实现这些领域的效率,我们现在跟很多实体的行业深度整合的方案,大家相互融合,把它融入到这个里面。 陈启宗: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周灏: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在看一些跨境的服务和贸易的时候,我们发现跨境的服务贸易,比如9月份会有非常强的金融需求,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很难得到一个服务。拿着他们基本的信息到金融服务得不到服务,这个时候我们通过金融服务,通过亚马逊的连接和其他方式协作,我们能够去判断整个的信用情况,提供金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货物的服务和其他的服务在里面。 陈启宗:到底怎么赚钱?谁付给你钱? 周灏:我们跟银行合作,这些创新业务帮助我们来做,所以我们的钱是由金融机构来出的。[详情]

何梅:从移民到教育 创业20年一直专注于全球化
何梅:从移民到教育 创业20年一直专注于全球化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外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CCG副主席何梅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实录: 何梅:我创业的历程已经有20年了,一直做全球化的“移动”,一开始我们做移民,能够共享海外资源,让他的子女能够共享到海外的机会。所以一开始其实做的就是一个共享的工作,我们通过几百个员工的努力,达成了在美国创造的就业。我们在纽约的一个项目,大概总的投资量达到20亿美金,也创造了几万个就业,这是中国企业家在国际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做的事情。 现在我在做很多的有关教育的,包括公益和非公益的。公益的部分是因为我在国外多年,看到有非常多的资源,刚才讲到,我创办的中国青少年交响乐团,因为中国学音乐的有差不多5千万的青少年,要让他们得到机会,所以我们导师的阵容非常庞大,包括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的院长等等,他们就跟我说,如果音乐只是高高在上,他们觉得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希望能够更好地去让更多的人学习。所以我想像王翌刚刚讲的这个平台就非常好,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他们的授课,可以通过科技更加共享。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青少年情绪管理,还有哈佛大学的家庭沟通和多媒体课题,我跟纽约大学做了一个免费的,帮助成年人,包括大学生怎么控制他的情绪,通过画画,通过其他的方式。这些走向面对面的,现在我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能够把它产品化,让更多的家长知道怎么对待他的子女,怎么控制他们的情绪。 所以在家长的方面,我们经常做一个年轻人的孵化,所以做了一个“家长口袋”。目前在上海就有20万的活跃家长,他们都是在幼儿园升小学,这20万的家长我们覆盖了2000多所幼儿园,1000多所小学,获客成本非常低,我们一个获客不到10块钱,这个我觉得科技是改变了很多人跟人之间的沟通,这是我要说的事情。 陈启宗:你教了家长什么? 何梅:包括他们怎么样选择小学,家长之间的焦虑,在上海最难的就是幼升小,所以他们互相可以来交流,解除他们互相之间的疑问。 陈启宗:你说有培养国际公民的问题,中国人出去旅游的越来越多,建立中国人国际公民的意识很重要,你在这方面做了什么事吗? 何梅:我就是通过国际化的资源,比如我们讲国际公民,他有很多社会责任感,我们在做基金会,我们在国外,我们跟阿拉善,还有地球杂志,我们跟很多不同的主题,包括女性怎么样能够提高在IT领域中的就业比例。 我们创造了一些机会,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他并不知道未来5年以后是什么样的行业变化,根据Linkedin的报告,有65%的职业对00后来说正在消失。所以我们要让他们更加了解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单一技能的人才未来是脆弱的,所以一定是多元的,要发挥他们的潜能。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要让他们试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提供给他们,所以我们做了跟职业有关的,怎么样判断你的潜能和5年以后行业变化的机会,让他了解什么是金融,哪些岗位他们还是强势。[详情]

米雯娟:用科技连接全球的教育资源 让教育变得更好
米雯娟:用科技连接全球的教育资源 让教育变得更好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VIPKID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米雯娟出席并演讲。 VIPKID是一家在线教育的平台,连接了7多万名的北美老师,在帮助全球60多万小朋友学习英语。每天在平台上有将近20节课在上,同时最高并发超过2万节课。 米雯娟表示,未来的世界是更加分化,是更加共享的,她希望能够把全球的教育资源通过科技连接到设备上,技术驱动的明天,让教育变得更好。[详情]

为什么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不愿意生小孩?
为什么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不愿意生小孩?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CCG资深副主席梁建章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在生育率方面,其他国家高收入的人群并没有跟低收入人群有太大的差别,高收入人群一方面机会成本比较高,另一方面确实更有钱,也更有能力去抚养小孩,基本上他生小孩的数量跟整个国家生小孩的数量差不多,甚至更高一些。 “但是中国是特别的,我们高学历的妇女生小孩要远远小于总体的生育率,”梁建章说,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问题。因为随着我们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的话,我们生小孩的比例会越来越低。 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很强,她们职业的成就比较高,机会成本比较高,所以生育率低。另一方面,我们没有为职业妇女提供足够的便利,中国几乎没有托儿所,而其他国家政府提供很多托儿所,此外,在工作时间方面的安排上,最近热议的996讨论,都表示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压力都非常大。 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大多数人搬到城市里面,高收入的人机会成本非常高,所有的人抚养小孩的成本非常高,生育欲望会降低。而在中国即使在城市里面低收入的人,他对小孩的期望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也做非常高的教育投入,那他的生育欲望会是非常低的。 梁建章说:“未来随着城市化,中国的生育率是世界最低的,这几乎是一个定局。” 以下为实录: 梁建章:科技其实对整个社会一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时代,面临机器人AI时代,对我们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从两个角度先简单讲一下,包括旅游和人口的角度。 旅游很显然,如果机器人取代了所有的工作,剩下还有什么产业?只有旅游产业了,我们就不用工作了,天天在那里玩,剩下可能还有健康产业,把我们的寿命无限地延长,然后就去旅游了。我觉得机器人取代人的工作是一个好事,大家有更多的休闲时间能够去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多花一点时间讲讲人口的问题,其实生产率的提高对人口是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人生得越来越少了。我们知道,农业文明的时候生三五个小孩非常多了,现在我们生多少?未来科技对整个贫富差距和城市化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美国农业人口已经接近1%了,未来农业和工业一样都是自动化了,农业人口会更少,制造业会非常少,大部分人口都是从事服务业的。从事服务业以后,大部分人就会生活在城市里,城市化的比重就会迅速上升,现在发达国家基本上到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中国城市化的基本上是50%,未来可能会到百分之八九十。这个城市化对于中国的人口会有什么影响?我跟大家稍微用一些数字来分析一下。 这是未来对于中国影响最大的问题,究竟我们的后代到底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随着城市化率飞速发展,现在各大城市都在抢人,未来可以预见城市化率会从50%达到80%。未来中国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生几个小孩就会取决于中国城市的生育率。首先看看整个国家的生育率是多少,我们知道两年前放开二胎,第一年我们达到1.6%左右,这个数字是补生的,到去年就降到了1.4%,这其中涵盖了大量的补生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在每年出生的1500万人口里面,生二孩的比例比生一孩的多百分之三四十,这样的话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长远来说,从数学上来讲,生一孩的总是大于二孩的,二孩的肯定小于二孩。如果把这个堆积效应去掉的话,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2%。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说,我们生1.2%是很少了,但是很多发达国家也很少,他说的发达国家只是一小部分发达国家,其实欧美的生育率还是比较高的,欧美的生育率差不多在1.8%左右,他又有移民,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生两个是维持平衡,他们说的发达国家,比如亚洲东亚国家,韩国和日本也很糟糕,日本比我们稍微高一点点,韩国比我们还低,似乎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也还可以。其实不然,我们的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低的,而且比他们还要低一大截。而且随着我们的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率的提高我们会更低。 我们看看城市的生育率,城市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中国是什么水平?大家现在所在的北京,一个妇女只生0.7个小孩,这是什么概念?我们知道生两个多才能够维持平衡,生0.7就是每一代减少三分之二,这一代人只有上一代人的三分之一。这个在全世界看起来就非常触目惊心了,为什么中国还有1.2%的生育率?因为中国农村的孩子比城市里的多很多,城市和农村的差距是很大的,在生小孩方面,我们农民兄弟还是非常给力的。但是他们未来都会搬到城市里来,我们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是世界最低,比欧美要低一半,比日本低30%,比韩国低百分之十点几,所以我们是世界最低,这是触目惊心的。 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原因是女人的问题,我们对女人不够好。我们生小孩的痛苦指数,或者是生小孩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我们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我们小孩的教育费用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还有我们女性的机会成本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最高不是比欧美高,确实比日本和韩国还要高,所以我们的生育率一点都不奇怪,是世界上最低的。 我想说一点,我们的妇女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反过来是因为她们职业的成就比较高,这当然是好事。中国的二元结构使得很多数字看得不是太清楚。如果看女性的就业比例的话,中国妇女的就业比例是世界上高位,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跟其他发达国家差不多,似乎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水平,跟其他各家都差不多。但是如果把中国城市里的妇女看的话,农村妇女和城市妇女分开的话,中国女性的就业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概在百分之八九十,远远比其他国家高很多。反过来,她们的机会成本就会比较高,所以生育率最低。 未来科技的发展大多数人搬到城市里面,高收入的人机会成本非常高,所有的人抚养小孩的成本非常高,在中国即使在城市里面低收入的人,他对小孩的期望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也做非常高的教育投入,那他的生育欲望会是非常低的。未来随着城市化,中国的生育率是世界最低的,这个几乎是一个定局。 我们再分开看一下,高学历妇女的生育国际比较,这个数字跟我上面的结论是一致的。其他国家高收入的人群并没有跟低收入人群有太大的差别,高收入人群一方面机会成本比较高,另一方面确实更有钱,也更有能力去抚养小孩,基本上他生小孩的数量跟整个国家生小孩的数量差不多,甚至更高一些。 但是中国是特别的,我们高学历的妇女生小孩要远远小于总体的生育率,这个确实是我们面临的很大问题。因为随着我们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的话,我们生小孩的比例会越来越低。刚才说了,女性很强,另外一个问题,为职业妇女提供各种便利,比如托儿所方面,我们中国几乎没有托儿所,其他国家政府提供很多托儿所。我们在工作时间方面的安排等等,最近有关于996的讨论,在这方面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压力都非常大。所有这些数字都表明,中国未来的生育率是非常悲观,而且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科技未来能够按一下就出一个小孩,这样的科技希望我们未来的创业者能够发明这样的机器,在发明之前,我们要能够大幅度地降低我们育儿的成本,包括房价和政府提供各种各样的补助,包括我们公司能够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能够帮助我们的妇女生更多的小孩。这些国家都在不断的努力去提升他们的生育率,中国肯定要走这一步,希望能够尽早地去做。 最后说一下移民的问题,或者是开放的问题。中国这个问题比他们更严重,因为这些国家虽然说自己不能生,他还是可以通过移民来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因为这些国家相对比较小,日本最近就大幅度降低了外来移民的幅度。中国也确实可以吸收更多的外来移民,CCG做的这些开放和人交流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携程也在跟国家一起努力,增加更多外国的游客,外国游客多了,留学生多了,对于中国的人口有帮助。中国人口基数特别大,外来开放的幅度要非常大才能够弥补人口的不足,主要肯定还是要靠自己生,自己生需要政府给予很大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才有可能。[详情]

梁建章为人口操碎心:希望有种机器按一下就出个小孩
梁建章为人口操碎心:希望有种机器按一下就出个小孩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CCG资深副主席梁建章出席并演讲。 梁建章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是非常悲观,他希望有一天科技能够足够发达,能够按一下就出一个小孩,“希望我们未来的创业者能够发明这样的机器”。 但他表示,在发明之前,我们要能够大幅度地降低我们育儿的成本,包括房价和政府提供各种各样的补助,包括公司能够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能够帮助妇女生更多的小孩。 以下为实录: 梁建章:科技其实对整个社会一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时代,面临机器人AI时代,对我们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从两个角度先简单讲一下,包括旅游和人口的角度。 旅游很显然,如果机器人取代了所有的工作,剩下还有什么产业?只有旅游产业了,我们就不用工作了,天天在那里玩,剩下可能还有健康产业,把我们的寿命无限地延长,然后就去旅游了。我觉得机器人取代人的工作是一个好事,大家有更多的休闲时间能够去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多花一点时间讲讲人口的问题,其实生产率的提高对人口是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人生得越来越少了。我们知道,农业文明的时候生三五个小孩非常多了,现在我们生多少?未来科技对整个贫富差距和城市化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美国农业人口已经接近1%了,未来农业和工业一样都是自动化了,农业人口会更少,制造业会非常少,大部分人口都是从事服务业的。从事服务业以后,大部分人就会生活在城市里,城市化的比重就会迅速上升,现在发达国家基本上到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中国城市化的基本上是50%,未来可能会到百分之八九十。这个城市化对于中国的人口会有什么影响?我跟大家稍微用一些数字来分析一下。 这是未来对于中国影响最大的问题,究竟我们的后代到底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随着城市化率飞速发展,现在各大城市都在抢人,未来可以预见城市化率会从50%达到80%。未来中国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生几个小孩就会取决于中国城市的生育率。首先看看整个国家的生育率是多少,我们知道两年前放开二胎,第一年我们达到1.6%左右,这个数字是补生的,到去年就降到了1.4%,这其中涵盖了大量的补生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在每年出生的1500万人口里面,生二孩的比例比生一孩的多百分之三四十,这样的话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长远来说,从数学上来讲,生一孩的总是大于二孩的,二孩的肯定小于二孩。如果把这个堆积效应去掉的话,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2%。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说,我们生1.2%是很少了,但是很多发达国家也很少,他说的发达国家只是一小部分发达国家,其实欧美的生育率还是比较高的,欧美的生育率差不多在1.8%左右,他又有移民,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生两个是维持平衡,他们说的发达国家,比如亚洲东亚国家,韩国和日本也很糟糕,日本比我们稍微高一点点,韩国比我们还低,似乎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也还可以。其实不然,我们的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低的,而且比他们还要低一大截。而且随着我们的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率的提高我们会更低。 我们看看城市的生育率,城市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中国是什么水平?大家现在所在的北京,一个妇女只生0.7个小孩,这是什么概念?我们知道生两个多才能够维持平衡,生0.7就是每一代减少三分之二,这一代人只有上一代人的三分之一。这个在全世界看起来就非常触目惊心了,为什么中国还有1.2%的生育率?因为中国农村的孩子比城市里的多很多,城市和农村的差距是很大的,在生小孩方面,我们农民兄弟还是非常给力的。但是他们未来都会搬到城市里来,我们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是世界最低,比欧美要低一半,比日本低30%,比韩国低百分之十点几,所以我们是世界最低,这是触目惊心的。 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原因是女人的问题,我们对女人不够好。我们生小孩的痛苦指数,或者是生小孩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我们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我们小孩的教育费用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还有我们女性的机会成本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最高不是比欧美高,确实比日本和韩国还要高,所以我们的生育率一点都不奇怪,是世界上最低的。 我想说一点,我们的妇女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反过来是因为她们职业的成就比较高,这当然是好事。中国的二元结构使得很多数字看得不是太清楚。如果看女性的就业比例的话,中国妇女的就业比例是世界上高位,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跟其他发达国家差不多,似乎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水平,跟其他各家都差不多。但是如果把中国城市里的妇女看的话,农村妇女和城市妇女分开的话,中国女性的就业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概在百分之八九十,远远比其他国家高很多。反过来,她们的机会成本就会比较高,所以生育率最低。 未来科技的发展大多数人搬到城市里面,高收入的人机会成本非常高,所有的人抚养小孩的成本非常高,在中国即使在城市里面低收入的人,他对小孩的期望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也做非常高的教育投入,那他的生育欲望会是非常低的。未来随着城市化,中国的生育率是世界最低的,这个几乎是一个定局。 我们再分开看一下,高学历妇女的生育国际比较,这个数字跟我上面的结论是一致的。其他国家高收入的人群并没有跟低收入人群有太大的差别,高收入人群一方面机会成本比较高,另一方面确实更有钱,也更有能力去抚养小孩,基本上他生小孩的数量跟整个国家生小孩的数量差不多,甚至更高一些。 但是中国是特别的,我们高学历的妇女生小孩要远远小于总体的生育率,这个确实是我们面临的很大问题。因为随着我们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的话,我们生小孩的比例会越来越低。刚才说了,女性很强,另外一个问题,为职业妇女提供各种便利,比如托儿所方面,我们中国几乎没有托儿所,其他国家政府提供很多托儿所。我们在工作时间方面的安排等等,最近有关于996的讨论,在这方面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压力都非常大。所有这些数字都表明,中国未来的生育率是非常悲观,而且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科技未来能够按一下就出一个小孩,这样的科技希望我们未来的创业者能够发明这样的机器,在发明之前,我们要能够大幅度地降低我们育儿的成本,包括房价和政府提供各种各样的补助,包括我们公司能够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能够帮助我们的妇女生更多的小孩。这些国家都在不断的努力去提升他们的生育率,中国肯定要走这一步,希望能够尽早地去做。 最后说一下移民的问题,或者是开放的问题。中国这个问题比他们更严重,因为这些国家虽然说自己不能生,他还是可以通过移民来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因为这些国家相对比较小,日本最近就大幅度降低了外来移民的幅度。中国也确实可以吸收更多的外来移民,CCG做的这些开放和人交流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携程也在跟国家一起努力,增加更多外国的游客,外国游客多了,留学生多了,对于中国的人口有帮助。中国人口基数特别大,外来开放的幅度要非常大才能够弥补人口的不足,主要肯定还是要靠自己生,自己生需要政府给予很大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才有可能。[详情]

高敏:制造业转入东南亚 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做研发
高敏:制造业转入东南亚 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做研发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汉帛集团总裁高敏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实录: 高敏: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的父亲是在1992年创业,我们一直是一家传统的女装加工企业,我在2011年成为了中国服装协会的副会长。其实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一直在看中国的产业,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中国的产能转移到东南亚了,中国的纺织业还行不行?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我想给大家一个概念,中国在过去的30年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在支撑整个时尚产业的发展。大部分中高端的产品和整个制造其实都是从中国出去的,所以我一直以中国纺织为骄傲的一个二代的小朋友。 陈启宗:百分之多少的? 高敏:基本上全球一半时尚产业制造的份额还是在中国。这个方面辐射的面非常广,对于中国目前来讲,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很重大的关键点,因为它上对接整个欧美消费需求的变化,下会对接整个“一带一路”战略和策略。其实越南、东南亚都在看整个中国在纺织行业的创新和突破。所以我在做的事情是把碎片化的需求对接碎片化的产能,大家会觉得中国好像没有产能,其实中国的产能是存在的,只是大量的工人回到了他应该回到的村里、乡里去创业。但是他的瓶颈是没有办法做数据化、信息化的能力。 陈启宗:碎片化的意思就是说,有成千上万的人加入制造业的公司? 高敏:其实一个产业就有三万多家小企业,一个地方可能就有四千家小企业。为什么这些企业看不到?是因为这些大的企业都把智能化再在自己的企业里面,我们并没有做一个平台级的解决方案,所以根本看不到这个产业在哪里,但是实际上是存在的。这些碎片化的产能被整合起来,其实可以进一步地推动中国中高端制造业,尤其在纺织这个领域。因为现在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其实全球的各个领域对时尚都有一点点小情怀。所以他们都希望能够可以把这样的产能透明化了以后,能够高效地对接订单。 同时,大家也会发现,这个产业是没有非常清楚的一些Data可以去证明对全球的消耗到底是多少,它对全球的贡献到底是多少,其实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转换器和引擎,把这样的一个能力通过信息技术整合起来以后,再去赋能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文化和时尚的板块。 因为时尚是最好的交流语言,它并不是很重的,让大家觉得很难交流的话题,反而是容易让大家接受的。中国大量的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办法做渗透?因为没有做成一个工业转换。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是,底层是一个制造业,我们通过云平台、云系统,把产能可视化,这个解决方案已经不是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需求。我们现在跟很多全球集团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他们斯里兰卡的工厂怎么办,非洲的工厂怎么办,越南的工厂怎么办。同时行业的整合部分,这个行业里面有大量的面料辅料的流通,印染厂的流通,大家不必看这个背后的数据,当流通解决之后,就可以看到行为。 在时尚和文化领域,这么好的元素,这么好的设计师,我们“汉帛奖”是全球一个青年设计师大赛,现在已经第27届了,我们持续27年在支持全球设计师的大赛。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Idea怎么被流通起来是很重要的。我作为一个行业的二代,我觉得这个产业是大家不太会经常讲的一个产业,因为它过度的市场化,一直都存在,大家都已经认为它是传统。我们整个产业效率的提升,包括供给侧改革之上,我认为纺织产业是一个最好的侧重点。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点,过去在很多年,包括我去亚马逊他们跟我讲,国外的平台会在某些平台上下单,但是他们的体验极差,就等于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制造很不好。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其实中国这套体系是非常好的,只不过没有通过信息技术或者一个界面让大家看到。所以我们想做的一个事情,它一定是有会员制的,因为我们要把最好、最优质的中国制造整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先从服装开始,一步步把这个产业打通。 陈启宗:你跟阿里巴巴是什么关系?有什么相似点吗?还是要从这个里面挖一块出来,他们是搞服装的,你就变成了服装界的阿里巴巴? 高敏:我们要把好的东西带给世界,也要把世界好的理念带给中国,这个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一定是有一个好的机制。 陈启宗:那样的话,阿里巴巴就会失去一部分市场。 高敏: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在两个不同的水平上,阿里大部分整合的是中国很低端的一些碎片化的产能,我们整合的是中国中端到高端的碎片化产能,再加上大型的贸易资源,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界面。但是不能说它不好,因为中国还是很大的国家,在每个层面有不同的流通。 陈启宗:不止是在成衣方面做,制造业那里,还有原材料你们都做? 高敏:其实就是说,我们是通过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去撬动了所有的,因为现在很简单,现在市场的需求是有大量的流量,包括现在欧洲、美国有大量的渠道,但是问题是它的供应链集成是做得极差的,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全球面临的很大问题。可持续性怎么来?前提就是你的Data要全部透明以后我们才知道浪费在哪里,该集成的在哪里。如果这个产业永远都不是透明化的,永远都是一段的没有办法发展,其实这是一个很清楚的Picture。 陈启宗:你说的是品牌问题,香奈儿等等。 高敏:我认为奢侈品本身的整个打法跟绝大部分的打法不一样,因为这个奢侈品有历史。从这个以外所有的这些产业链的品牌,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品牌了,现在很多大型的体量大的时尚集团股票都在走低的趋势,因为我们的消费越来越碎片化。如果再没有大型的系统支持这个产业,你就会看到浪费越来越大。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件事情上有非常大的力量和能量做这个集成和转化。 陈启宗:世界一半的衣服制造在中国,有多少是你的客户? 高敏:应该说我的客户基本上在一些大的品牌上,比如优衣库、Zara这些,也在这上面看到了一些问题。其实大家都会觉得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其实是最基础的转移到东南亚。随着越来越碎片化了以后,对于时间、品质的要求高度的集成协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其实我认为可以变成这样一个很大的研发中心,为全球输出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其实现在欧洲、美国,整个一代人都需要这个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层是基础的,会被Cover。还有一层是大概有一点速度,其实中国从高端到低端,都有这个领域覆盖。[详情]

恒隆地产董事长、CCG联席主席陈启宗
恒隆地产董事长、CCG联席主席陈启宗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恒隆地产董事长,CCG联席主席陈启宗主持午餐会。[详情]

流利说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王翌
流利说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王翌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流利说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王翌出席并演讲。[详情]

梁建章:我们生小孩的成本全世界最高 生育率低不奇怪
梁建章:我们生小孩的成本全世界最高 生育率低不奇怪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CCG资深副主席梁建章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中国城市人口生育率是世界最低的,北京城市生育率0.71,首尔城市生育率0.84,纽约城市生育率1.65。北京一个妇女只生0.7个小孩,长此以往,每一代人会减少三分之二,这一代人只有上一代人的三分之一,看起来非常触目惊心。 为什么会这样?梁建章称,原因是女人的问题,我们对女人不够好。 他指出,我们生小孩的痛苦指数、生小孩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我们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我们小孩的教育费用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还有我们女性的机会成本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我们的生育率一点都不奇怪,是世界上最低的。” 以下为实录: 梁建章:科技其实对整个社会一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时代,面临机器人AI时代,对我们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从两个角度先简单讲一下,包括旅游和人口的角度。 旅游很显然,如果机器人取代了所有的工作,剩下还有什么产业?只有旅游产业了,我们就不用工作了,天天在那里玩,剩下可能还有健康产业,把我们的寿命无限地延长,然后就去旅游了。我觉得机器人取代人的工作是一个好事,大家有更多的休闲时间能够去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多花一点时间讲讲人口的问题,其实生产率的提高对人口是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人生得越来越少了。我们知道,农业文明的时候生三五个小孩非常多了,现在我们生多少?未来科技对整个贫富差距和城市化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美国农业人口已经接近1%了,未来农业和工业一样都是自动化了,农业人口会更少,制造业会非常少,大部分人口都是从事服务业的。从事服务业以后,大部分人就会生活在城市里,城市化的比重就会迅速上升,现在发达国家基本上到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中国城市化的基本上是50%,未来可能会到百分之八九十。这个城市化对于中国的人口会有什么影响?我跟大家稍微用一些数字来分析一下。 这是未来对于中国影响最大的问题,究竟我们的后代到底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随着城市化率飞速发展,现在各大城市都在抢人,未来可以预见城市化率会从50%达到80%。未来中国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生几个小孩就会取决于中国城市的生育率。首先看看整个国家的生育率是多少,我们知道两年前放开二胎,第一年我们达到1.6%左右,这个数字是补生的,到去年就降到了1.4%,这其中涵盖了大量的补生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在每年出生的1500万人口里面,生二孩的比例比生一孩的多百分之三四十,这样的话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长远来说,从数学上来讲,生一孩的总是大于二孩的,二孩的肯定小于二孩。如果把这个堆积效应去掉的话,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2%。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说,我们生1.2%是很少了,但是很多发达国家也很少,他说的发达国家只是一小部分发达国家,其实欧美的生育率还是比较高的,欧美的生育率差不多在1.8%左右,他又有移民,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生两个是维持平衡,他们说的发达国家,比如亚洲东亚国家,韩国和日本也很糟糕,日本比我们稍微高一点点,韩国比我们还低,似乎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也还可以。其实不然,我们的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低的,而且比他们还要低一大截。而且随着我们的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率的提高我们会更低。 我们看看城市的生育率,城市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中国是什么水平?大家现在所在的北京,一个妇女只生0.7个小孩,这是什么概念?我们知道生两个多才能够维持平衡,生0.7就是每一代减少三分之二,这一代人只有上一代人的三分之一。这个在全世界看起来就非常触目惊心了,为什么中国还有1.2%的生育率?因为中国农村的孩子比城市里的多很多,城市和农村的差距是很大的,在生小孩方面,我们农民兄弟还是非常给力的。但是他们未来都会搬到城市里来,我们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是世界最低,比欧美要低一半,比日本低30%,比韩国低百分之十点几,所以我们是世界最低,这是触目惊心的。 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原因是女人的问题,我们对女人不够好。我们生小孩的痛苦指数,或者是生小孩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我们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我们小孩的教育费用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还有我们女性的机会成本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最高不是比欧美高,确实比日本和韩国还要高,所以我们的生育率一点都不奇怪,是世界上最低的。 我想说一点,我们的妇女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反过来是因为她们职业的成就比较高,这当然是好事。中国的二元结构使得很多数字看得不是太清楚。如果看女性的就业比例的话,中国妇女的就业比例是世界上高位,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跟其他发达国家差不多,似乎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水平,跟其他各家都差不多。但是如果把中国城市里的妇女看的话,农村妇女和城市妇女分开的话,中国女性的就业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概在百分之八九十,远远比其他国家高很多。反过来,她们的机会成本就会比较高,所以生育率最低。 未来科技的发展大多数人搬到城市里面,高收入的人机会成本非常高,所有的人抚养小孩的成本非常高,在中国即使在城市里面低收入的人,他对小孩的期望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也做非常高的教育投入,那他的生育欲望会是非常低的。未来随着城市化,中国的生育率是世界最低的,这个几乎是一个定局。 我们再分开看一下,高学历妇女的生育国际比较,这个数字跟我上面的结论是一致的。其他国家高收入的人群并没有跟低收入人群有太大的差别,高收入人群一方面机会成本比较高,另一方面确实更有钱,也更有能力去抚养小孩,基本上他生小孩的数量跟整个国家生小孩的数量差不多,甚至更高一些。 但是中国是特别的,我们高学历的妇女生小孩要远远小于总体的生育率,这个确实是我们面临的很大问题。因为随着我们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的话,我们生小孩的比例会越来越低。刚才说了,女性很强,另外一个问题,为职业妇女提供各种便利,比如托儿所方面,我们中国几乎没有托儿所,其他国家政府提供很多托儿所。我们在工作时间方面的安排等等,最近有关于996的讨论,在这方面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压力都非常大。所有这些数字都表明,中国未来的生育率是非常悲观,而且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科技未来能够按一下就出一个小孩,这样的科技希望我们未来的创业者能够发明这样的机器,在发明之前,我们要能够大幅度地降低我们育儿的成本,包括房价和政府提供各种各样的补助,包括我们公司能够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能够帮助我们的妇女生更多的小孩。这些国家都在不断的努力去提升他们的生育率,中国肯定要走这一步,希望能够尽早地去做。 最后说一下移民的问题,或者是开放的问题。中国这个问题比他们更严重,因为这些国家虽然说自己不能生,他还是可以通过移民来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因为这些国家相对比较小,日本最近就大幅度降低了外来移民的幅度。中国也确实可以吸收更多的外来移民,CCG做的这些开放和人交流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携程也在跟国家一起努力,增加更多外国的游客,外国游客多了,留学生多了,对于中国的人口有帮助。中国人口基数特别大,外来开放的幅度要非常大才能够弥补人口的不足,主要肯定还是要靠自己生,自己生需要政府给予很大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才有可能。[详情]

苏格: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探寻全球化推动力
苏格:第二届

  新浪财经讯: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前驻冰岛大使,CCG顾问苏格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实录: 苏格:回顾历史上近三轮全球化的进程:第一轮,美国崛起;第二轮,日本和亚洲四小虎是受益者;第三轮,中国改革开放,也是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现在我们进入到人称"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经四大阶段:第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个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第三是中国加入WTO;第四个是习近平所倡导的“一带一路”。这四个阶段,也是不断地参与国际化的过程。 中国开始是学习者、参与者。“一带一路”倡议的宣布,可被视为中国对全球化进程的重大贡献。中国的倡议,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支持和接受。这是因为“一带一路”提倡“共商、共建、共享”,有着公平的平台,包容的理念,而且体现了互惠互利的原则和双赢的目标。 “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回顾过去几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近6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为国际合作开辟了新方向;二是为世界经济增长挖掘了新动力;三是为各国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 展望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将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即将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规模将会更大,可以看到更多的国家元首参与。希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进一步走深走实、行稳致远。论坛有三项期待:一是探讨合作理念;二是明确合作重点;三是健全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论坛不是空谈馆,而是推动开放型的务实合作。这届高峰论坛将传递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信号,同时也将推动高质量合作取得实际进展。 合作机制可为多种:可以是双边合作;也可以是两国共同加强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也可以是多边合作。 从刚才几位发言可以看到,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支持程度有一定温差。米勒大使发言可见一定保留意见。我想也谈谈看法。美国一些人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存在焦虑感。其实 “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国际合作平台,让各参与方互利共赢。 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CAT)难道不愿参加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吗?万豪国际集团(Marriott )难道不愿意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旅店吗?再则,美国有关公司难道不愿意为新建机场出售空管设备吗?如果公司认为 “一带一路”大市场有巨大商机,那么政府为何要干涉阻挠呢? 世界经济现在面临动能不足的困难。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二届高峰论坛有望取得积极成果:为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发掘更多动力,为国际经济合作开辟更大空间,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详情]

兰立俊:“一带一路”应该从软规则转向硬规则
兰立俊:“一带一路”应该从软规则转向硬规则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前驻印度尼西亚、加拿大、瑞典大使兰立俊出席并演讲。 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有余,应该从软规则转向硬规则,也就是要通过共商,通过创造来建立更多的国际合作规则。 以下为实录: 兰立俊:我们都知道,“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实施超过5年了,我们也看到,“一带一路”体现出了五个历史维度。 首先是实验性。“一带一路”作为一个组成部分,造就了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显然“一带一路”是国际层面的。5年多来,“一带一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与此同时,看一下未来,“一带一路”还会遭遇很多的挑战和问题。 另外是创新性。“一带一路”是一个中国的创意,但是它为世界各地的成员国所接受。在我们“一带一路”第一届论坛结束之后,超过129个国家以及29个国际组织都已经签署了与中国之间的协议,要共建“一带一路”。与此同时,几天前我们也听到了意大利加入了进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达成协议,显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一带一路”倡议有三项主要的原则:一是共建;二是共商;三是共享,同时还有五种互联互通,这都是“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元素。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除了我的朋友苏大使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个人还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建设“一带一路”倡议5年时间了,我们目前应该从软规则转向硬规则,也就是要通过共商,通过创造来建立更多的国际合作规则,我们一国一个政策这个是很贴合实际的。 但是面向未来,我们的亚投行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提供了很好的支持。所以在实践当中,我们要建立一个多层的国际合作规范,在“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应该这么做。 我们要建立一个法制基础,来支持国际合作。过去中国签署了许多双边的协议,有关投资保护等等,同时,还有有关税务方面的一些协议。在此方面,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签署更多的国际协议,那些国际上已经商定,并且被接受的规则我们要接受。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金融方面的投资问题,这个在项目层面动作会更快。 我建议我们应该让媒体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智库也是一样。因为媒体和智库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帮助传播正确的信息,从而促进人文交流。现在“一带一路”正大步向前,但未来要小心谨慎,谨防一些挑战,谢谢![详情]

赵白鸽谈“一带一路”:共享包括利益经验和教训
赵白鸽谈“一带一路”:共享包括利益经验和教训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白鸽出席并演讲。 “一带一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赵白鸽称,这个共享不仅仅是利益,包括共享知识、信息甚至是教训,我们的教训很多是值得全世界来考虑的。当然,也包括共享未来和共享大家的价值。 以下为实录: 赵白鸽:谢谢王辉耀会长,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个会议,有很多新的观点,因为时间关系,我要选最重要的话来讲,我想谈三件事情: 第一目前新型全球化和四次工业革命的相互关系。 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进行研究,我们智库做了一个研究,发现不管是4.0也好还是3.0也好,如果是世界上被认定的一个观点的话,它每一次都是和工业革命紧密相关的。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技术的改革引发了第一次的全球化,不管我们以什么时间来算,文化的文艺复兴以后,从蒸汽机革命以后,市场经济引入全球,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是大英帝国在整个电力技术革命以后引发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典型的就是在海洋战略上的成功;第三次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美国用综合性的方法,把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推向了全球,和它匹配的是信息技术革命;第四次是信息技术,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除了多元性以外,更重要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智能化、信息化以及综合技术的使用。刚才刘燕华部长提到的创新,在第四次工业当中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它很可能会为4.0创造一个重要的载体。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技术的革命,恐怕你讲一二三四,它的进展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四个问题要研究。当然,CCG现在是非常领先的。 一是应该研究一下全球化四次的划分和四次工业革命的相互关系,是怎么样来实行这种革命的衔接的。我们现在在开始做这个工作,但是我们需要很多专家学者给我们提供宝贵的建议。 二是我们要研究四次革命或者四次全球化的主体是谁。大家可能很快会想到大英帝国,想到美国,那么第四次又是谁?它是谁还是谁们?就是由一群来决策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为这样一个集体的行动是创造了它的技术条件的。 三是我们要解决谁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攸关方?我仔细研究了美国,有一个关于《全球治理以及中国的参与》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也在认真的研究。 四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对过去四次全球化的分析做出了非常清醒的判断。特别是对于中国,不是因为它是第四大经济体,而是因为它是一个20%的世界人口国家,5个人里面就有1个中国人,所以他的意见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全球治理的实践和创新,有三个问题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 一是原则或者价值。 现在这个问题争议很多,我们仔细回顾一下,中国五千年,作为一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到现在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很多值得我们来研究的原则和价值。我们现在提到的自由、平等、民主、正义,以及我们现在提到的和平与发展的理念,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逐步的形成了这样一个价值,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的概念。 二是机制。 大家知道“一带一路”当中共商、共建没有大问题,但是共享问题很多。很多人认为,你这个共享实际上是把主要的东西获得,其他人没有共享的机会。 三是共享。 我想在这里做一个说明,我认为这个共享不仅仅是利益,包括共享知识、信息甚至是教训,我们的教训很多是值得全世界来考虑的。当然,也包括共享未来和共享大家的价值,我们叫做共识。 我们兰迪国际智库实际上已经成立了五年了,全世界一共有96个专家和学者参加到这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到目前有319个企业,分为15类,这个15类特别关注的是隐形冠军和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当中可能发展成冠军的企业。因此我认为,兰迪国际的实践是非常值得我们和今天在座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的。我赞同刚才的观点,就是纲领非常重要,但是行动是实现纲领非常必要的必经之路,谢谢大家![详情]

薛澜:中国海外留学生近50万 有更多人愿意来中国学习
薛澜:中国海外留学生近50万 有更多人愿意来中国学习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薛澜出席并演讲。 薛澜称,教育的全球化是我们所有全球化的基础,2018年有来自196个国家将近50万人到中国来留学,超过一半是接受学历教育的,这跟前些年有巨大的改变。薛澜说,虽然现在从总人数来讲变化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接受学历教育的还是有很大的增加,而且这里面有87%是自费生,这也表明,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到中国来学习。 以下为演讲实录: 薛澜: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我讲三点: 第一刚才好几位嘉宾都提到了全球4.0,我觉得全球4.0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多元化和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起来,原来处理全球问题主要是在国家和国家之间,我想最近新一轮的全球化最核心的一点,国家不再是全球化唯一的主体,尤其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过程当中,现在研究全球治理体系的概念是“机制复合体”,同一类国际事务处理当中有很多相关的机制,并不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互相是交叉的,有时候很多是矛盾的。这样一对机制的处理,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重构提出了新的挑战。有些机制在国内,有些在国际,但是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处理好,就可能对你的治理体系,对它的构成,对它的改革提出巨大的挑战,这是需要在座的各位关注的。 第二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一个机制复合体出现的情况下,多元化的交流机制非常重要。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流,在国家交流之间有它的特定的一种方式,所以实际上深入的交流其实是有很多的困难。这样的话,很多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和讨论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大家看到,全球世界经济论坛,包括CCG这样的智库和组织其实越来越重要。这样一些机制在理念、思路、价值观念的交流,在这些方面起的作用,说不定比政府之间的会谈或者谈判发挥的作用更大。刚刚王石先生提出来怎么样对智库的作用发挥得更好,我想也可以提一点建议,我们目前国内的很多智库在促进交流讨论方面做得很好,在凝聚共识,通过辩论,通过更深层次的交流还有很大的空间。 第三从长远来看,真正要实现比较和谐的全球化,刚才谈到了理想的考虑,我觉得教育的全球化是我们所有全球化的基础。刚才提到游客的问题,前天刚刚公布的留学数字,2018年有来自196个国家将近50万人到中国来留学,而且有一点,超过一半是接受学历教育的,这个跟前些年确实有巨大的改变。现在从总人数来讲变化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接受学历教育的还是有很大的增加,而且这里面有87%是自费生,这也表明,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到中国来学习。 我想简单说一下苏世民书院,我看到我们今天有6位学者和同事参加今天的讨论会,我非常高兴。实际上苏世民书院的定位就是要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了解中国,善于跨文化交流的未来各个领域的全球领导人才,这里面有80%的学生都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这些学生来中国学习的这一年过程当中,在中国深入交流,跟中国各个方面深入了解和体验,我们希望未来这样的一批人能够为促进真正健康、和平、繁荣的全球化做出贡献。所以也希望今后在座的各位能够支持苏世民书院的发展,让我们共同促进更好的国际交流,谢谢大家![详情]

王石:中国赴日游客将达千万 中国的日本游客却没增长
王石:中国赴日游客将达千万 中国的日本游客却没增长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万科集团创始人,CCG资深副主席王石出席并演讲。 过去四五年赴日游客有了非常高速的增长,日本旅游观光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达到838万人次,占访日游客总数的27%。王石预计计明年中国到日本的游客将突破1千万。 但遗憾的是,相对于日本方面,中国的日本游客没有增长。“中国现在对于日本的理解,应该说通过游客更多的访问和了解,有了深度的改善,但是相对来讲反过来是没有的。” 以下为实录: 王石:我谈两点,第一点就刘燕华先生提出来的,我们面对全球化的创新。 我昨天刚刚从日本回来,在东京大学和三位诺奖获得者召开座谈会。我们知道,过去18年,平均下来日本是一年一个诺奖获得者。讲到创新,我们说靠人才创新,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相比之下,显然这方面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和真正突破性的还有相应的差距。 第二点,我们现在讲到全球化本身就有一个亚洲化的问题。如果我们连亚洲化都亚洲化不好,怎么讲全球化? 说到亚洲化,我们亚洲现在面临一些困境。我们知道不是逻辑必然是这样的,它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比如海峡两岸问题,中日两端的钓鱼岛冲突问题,当然还有朝鲜半岛,北朝鲜核扩散问题。今天我们谈的不是一个外交话题,是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怎么从经济贸易上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全球化方面,首先我们面对一个亚洲化的问题,如何来解决好我们中日关系、中印关系、朝鲜半岛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如何面对的,我觉得下一步CCG应该在这方面来进行加强。 从现代化,全球一体化当中,第一个走上全球化成功的,无论是现在的经济,面对未来日本应该是比较好的,我们在同一个东亚圈里,实际上日本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预计明年中国到日本的游客会突破1千万,过去的四五年有了非常高速的增长。当然很遗憾地说,相对于日本方面,中国的日本游客没有增长。显然,现在对于日本的理解,应该说通过游客更多的访问和了解,有了深度的改善,但是相对来讲反过来是没有的。 昨天携程的代表提出来,我们现在出国游客大增,反过来讲,不仅仅是日本对中国的游客没有增加,整个到中国的游客没有增加。这里不仅仅是经济的平衡问题,现在更多的旅游是贸易逆差。我想交流、了解、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借此机会说一说我的感受,谢谢各位![详情]

王石:全球化首先要做好亚洲一体化
王石:全球化首先要做好亚洲一体化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万科集团创始人,CCG资深副主席王石出席并演讲。 王石认为,全球化本身就有亚洲一体化的问题,如果我们连亚洲一体化都亚洲化不好,怎么讲全球化? 他指出,全球化首先面对亚洲化的问题,如何来解决好我们中日关系、中印关系、朝鲜半岛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如何面对的。王石称,亚洲第一个走向现代化、全球化而且成功的国家是日本,“我们在同一个东亚圈里,日本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 以下为实录: 王石:我谈两点,第一点就刘燕华先生提出来的,我们面对全球化的创新。 我昨天刚刚从日本回来,在东京大学和三位诺奖获得者召开座谈会。我们知道,过去18年,平均下来日本是一年一个诺奖获得者。讲到创新,我们说靠人才创新,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相比之下,显然这方面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和真正突破性的还有相应的差距。 第二点,我们现在讲到全球化本身就有一个亚洲化的问题。如果我们连亚洲化都亚洲化不好,怎么讲全球化? 说到亚洲化,我们亚洲现在面临一些困境。我们知道不是逻辑必然是这样的,它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比如海峡两岸问题,中日两端的钓鱼岛冲突问题,当然还有朝鲜半岛,北朝鲜核扩散问题。今天我们谈的不是一个外交话题,是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怎么从经济贸易上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全球化方面,首先我们面对一个亚洲化的问题,如何来解决好我们中日关系、中印关系、朝鲜半岛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如何面对的,我觉得下一步CCG应该在这方面来进行加强。 从现代化,全球一体化当中,第一个走上全球化成功的,无论是现在的经济,面对未来日本应该是比较好的,我们在同一个东亚圈里,实际上日本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个可喜的现象是,预计明年中国到日本的游客会突破1千万,过去的四五年有了非常高速的增长。当然很遗憾地说,相对于日本方面,中国的日本游客没有增长。显然,现在对于日本的理解,应该说通过游客更多的访问和了解,有了深度的改善,但是相对来讲反过来是没有的。昨天携程的代表提出来,我们现在出国游客大增,反过来讲,不仅仅是日本对中国的游客没有增加,整个到中国的游客没有增加。这里不仅仅是经济的平衡问题,现在更多的旅游是贸易逆差。我想交流、了解、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借此机会说一说我的感受,谢谢各位![详情]

Justin Va?sse:关注贸易环境地缘政治和贸易的关系
Justin Va?sse:关注贸易环境地缘政治和贸易的关系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Justin Va?sse出席并演讲。 Justin Va?sse称,将会特别关注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有两个领域和贸易相关,“我认为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并且要增强我们的工作”,第一是贸易环境,第二是地缘政治和贸易的关系。 以下为实录: Justin Vaisse:非常感谢王先生,刚才陈德铭先生说了一些观点,刚才他提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我们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200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我们全球价值链的破坏,我们服务的贸易比起货物的贸易有所上升,全球贸易摩擦越来越多,而且很多人也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当然,每个国家的体系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国家也并不是有能力能够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很多国家成为了全球化当中的输家。这也就带来了很多的民粹主义,也带来了不平等,也会孳生民粹主义,而且贸易的增长也会下滑。我们的未来有三个方向:防卫、改革和扩大。 第一是防卫。 也就是要维护我们的机制,要更好地监管全球贸易,这是WTO的责任,中国、欧盟在这方面要共同抵制这种单边注意的做法。 第二是改革。 特朗普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欧盟并不赞同特朗普的一些单边主义的做法,我们现在在欧盟和中国也是有非常密切的沟通,包括强制技术转移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我想,我们也需要在WTO的框架下开展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工作组沟通应对这些问题。 第三是扩大。我们需要不断的扩大,我们巴黎和平论坛主要是致力于推动全球的治理,包括一些全球治理的机制和框架,包括新技术、贸易、移民等等话题。 我们会特别关注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有两个领域和贸易相关,我认为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并且要增强我们的工作: 第一是贸易环境。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在气候变化上有很大的威胁,我们也需要在碳排放上做出更多的努力。而且我们也知道生物多样性的严峻性,而且中国也将会主办明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明年就会在昆明举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要承担的责任,而且我们需要同心协力来更好的开展工作。所以这些都是和贸易相关的。如果我们想要有更好的治理,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做出努力来减少碳排放,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话,我们必须要把它和贸易进行联系,来确保我们在某一个领域和某一个区域所采取的措施和其他的领域、其他的区域是相协调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 第二是地缘政治和贸易的关系。 和平能够促进全球化,稳定能够带来更大的贸易,也能够带来更好的交换。19世纪并不是和平的年代,只有到1940年之后,在一战、二战结束的时候,只有在二战结束之后,我们才有了全球化,才会有货物的自由贸易。当然那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所以说也会导致全球化的下滑。如果我们不想重蹈覆辙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地缘政治所带来的约束,地缘政治之间的竞争。我们要让贸易,我们需要更加的关注地缘政治和贸易之间的联系,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重蹈覆辙,也会带来更多的贸易战、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威胁,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管理这个风险,谢谢![详情]

刘燕华:创新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巨大挑战
刘燕华:创新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巨大挑战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CCG顾问刘燕华出席并演讲。 刘燕华认为,创新生态、创新模式、创新软实力、创新体制机制和创新的生产关系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巨大挑战,中国只有开放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互补,才能和世界有共同的话语权,才能在全球的合作中实现共赢。 以下为实录: 刘燕华:我从科技创新的角度谈一个观点。在全球范围科技创新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创新模式。 我们可以回顾“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拔尖的人才?我们可以回顾近20年来许多海外学子回国,他们成为领军人物,成为骨干,成为带头人,为什么在海外学习之后就出色,就优秀了?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硅谷在全世界70亿人口中吸引人才,它的吸引人才的所谓物质头衔的政策远远不如中国,但是它的吸引力仍然强大。为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谈到创新,创新指的是从创意到形成价值的全过程,包括研发、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也包括小试、中试到产业。也包括市场,从销售、流通到售后服务等等。所以创新的整个过程是一个链条,每个环节都要是畅通的。基础研究是一步步往下推,最后走向市场,这个周期很长。电话从发明到普及用了100年,电报从发明到普及用了60年。所以这种长周期的研发模式已经正在发生变化了。我们目前仍然沿用这思维,沿用这种模式,它还是起作用的。当前主导创新竞争模式,已经从正向创新转向了逆向创新,根据市场需求,通过网络、需要和自组织来组织创新活动,确定了目标之后,研究产业、市场金融各种创新模式。苹果公司乔布斯带领着苹果公司翻身,这个实例就是最典型的逆向创新。 一项研究显示,近20年来,创新成果已经超过了过去几百年,而且知识爆发的时期,80%的创新成果是产生于逆向创新,所以逆向创新已经成为主流,但是我们许多的领导或者是我们的决策只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模式的转型。应该说,逆向创新的载体是平台,我们比较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德国工业4.0瞄准了九大新兴产业制造,我们中国制造2025是瞄准10个技术,10个产品,这就不一样。我们要用新的理念、新的模式来理解世界创新。中国目前研发经费大幅增加,中国的发表论文已经世界第二了,但是科技竞争力在全世界排在第17位。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实现我们进入全球化的问题。假如我们仍然在传统的模式下,没有意识到新的变革,我们会在庆贺所取得成绩的同时,突然发现我们被远远抛在了后面。 所以我认为,创新生态、创新模式、创新软实力、创新体制机制和创新的生产关系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巨大挑战,中国只有开放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互补,才能和世界有共同的话语权,才能在全球的合作中实现共赢。应该说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和更高层次国际化的创新合作一定会为中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贡献,谢谢![详情]

刘世锦:中美日本欧盟走向自贸区零关税是大概率事件
刘世锦:中美日本欧盟走向自贸区零关税是大概率事件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CCG顾问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刘世锦称,现在全球化虽然遇到了一些挫折,但他也认为全球化有足够的韧性。他认为,中国、美国、日本、欧盟这几个大的经济体最后走向自贸区零关税,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这条路很难走,时间可能也很长。” 以下为实录: 刘世锦:我们看到全球化遇到了一些挫折,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全球化的韧性。其实中美贸易摩擦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看到最新的统计数据,中美贸易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另外,中美贸易谈判现在看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达成协议,双方都有这个意愿。为什么?因为有共同利益。而且中美之间的关系,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全球化最重要的成果。这两大经济体占到了全球经济总量的40%,所以不是缩小,更不是放弃,而是扩大这种利益,符合两个国家,也符合全球的根本利益,我想这就是全球化的力量。除此之外,WTO的改革看来势在必行。另外除了中国和美国之外,日本、欧洲或者欧盟,这几个大的经济体最后走向自贸区零关税,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这条路很难走,时间可能也很长,但是方向看来也很难改变,这是国际层面。 从国内来讲,我们正在经历着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变,传统的增长动力,比如像基建、房地产、出口基本上已经越过了历史需求的峰值,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存量很重要,但是增量上已经是贡献很小了。 中国下一步的增长大概有五大增长来源:第一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第二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的提升;第三是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转型升级;第四是前沿性的创新;第五是绿色发展。这五大新的增长来源都对体制提出了比过去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一些体制的“卡脖子”问题不解决,这些新的增长来源很大程度上是你看得见而摸不着。 回过来讲,中国下一步其实我们在国际和国内都遇到了很多挑战,都需要我们的体制往前走一步,我想中国下一步应该是提出一个新的改革目标,就是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最近国际谈判中间谈到一些结构性问题,其实和我们国内的结构性改革是有契合之处的,其中包括公平竞争、国资地位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政策、补贴问题、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等等问题。这些改革并不是别人让我们改的,是我们中国自己要改的。大家去看看,从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到十九大文件,其实这方面已经提出了改革的目标重点,包括路线都有。所以下一步关键是把这些改革能够落实到位,这样中国就能在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这样的话,我们也就能够在应对国际国内的挑战中间赢得主动。 我就谈到这里,谢谢![详情]

陈启宗:希望西方能够学会尊重其他人的不同观点
陈启宗:希望西方能够学会尊重其他人的不同观点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恒隆地产董事长,CCG联席主席陈启宗 出席并演讲。 陈启宗称,他现在不确定西方是不是真的想要求同存异,“我只是希望西方能够学会尊重其他人的不同观点,并且认识到这是他人的一个必要条件,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共识,追求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未来。” 以下为实录: 陈启宗: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作为一个香港居民,作为一个国际化的人,可能我的观点和有些人不太一样。我第一次加入CCG的时候是10年前,当时王辉耀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我就在这里。当时吸引我的就是全球化,但是我并不知道有一天,当我老的时候,全球化会变成一个严峻的挑战。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讨论是新一轮的全球化,我的问题就是到底会不会有新一轮的全球化?它会是什么样的形式?如果有新一轮的全球化,是不是真的会全球化?如果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在很多方面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是不是还是真正的全球化?我10年前刚刚加入CCG的时候,我当时想不到有一天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中国会站出来,作为非常一个严肃的支持者去支持新一轮的全球化,然而美国却是开了倒车,这一点我当年远远没有料到。 当然还有一点让我很困惑,就是我相信中国扩大开放这一点其他世界各地的国家,包括美国,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必要进一步开放,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够开放了,一定程度上没有错。但是即使这样,在西方即便他们有脱欧,还有特朗普的一系列措施,我仍然非常质疑他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进一步开放。同时我还有一些担忧,讲到世界各地的单边主义,我注意到,其实开放并没有真正的逐步扩大,这一点让我深感担忧。中国真的应该像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全面的打开吗?中国并不是西方,中国并没有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中国真的应该去走这条开放的道路吗?虽然它在一个综合的情况下不断地像西方这样开放,但是这条道路真的是正确的吗?我个人是表示质疑的。很多人不喜欢中国的国企,我觉得客观地看待中国,我觉得大家应该考虑一下是否我们应该像西方一样全完全的打开。 总结几句,很有意思的是,西方和东方的话语体系非常不同,习主席经常说的是共享的未来,命运共同体。我最近在柏林遇到了默克尔总理,她常常说的是共享价值。我当时举手说,我要分享你的这一份价值吗?你说到这句话子时候,等于划了一道线,你要么跟我价值一致,要么跟我价值相反。而共享的未来,命运共同体,这个强调的不是说我们的价值观是否相符或者相抵制,而是说我们应该同心协力,去打造一份未来,让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 当时陈德铭先生做苏州市场,20多年前的时候我是投资人,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陈先生跟我说,中国不应该觉得我们很好,不应该觉得我们是第一名,我们是第二名,我们只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不管现在美国持什么样的观点,现在中美是背道而驰。刚刚高岸明先生说到求同存异,我现在不确定西方真的想要求同存异,我只是希望西方能够学会尊重其他人的不同观点,并且认识到这是他人的一个必要条件,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共识,追求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未来。[详情]

陈健:国际贸易体系不可能做出一个顶层设计
陈健:国际贸易体系不可能做出一个顶层设计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商务部原副部长,CCG顾问陈健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全球化4.0是逐步走向往上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不可能很完整。他认为,国际贸易体系不可能做一个顶层设计,不可能设计出来,是摸着走的,脚踩西瓜皮,滑哪儿算哪儿。 此外,应该从现在实践的最薄弱的地方,最需要的地方出发。 第三在坚持既有规则的同时,不断完善治理,不能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以下为实录: 陈健:各位来宾,大家好! CCG出了一个特别庞大的题目,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4.0。我们刚刚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在纪念40周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发展是上一轮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这是基本共识。中国前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它的过程基本上是中国的改革就是不断与国际规制接轨的过程。现在开始规划下一个40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下一轮中国发展必然要继续改革开放,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定下来的基调。下一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我们的目标已经定了,但是问题在于目前不是逐步向国际规制接轨的过程,国际规制就在发生变化。过去讲两度空间、三度空间在不断校正当中发展。我们如果与国际规制的走向越走越远,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是不利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有我们的目标,同时我们也要预测国际规制发展的趋势。 习近平主席有一句话叫“世界正经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现在确实是在进行大的变革当中,无论是国际力量的对比,世界格局的变化,国际分工的变化,经济结构以及治理体系等等都在发生着变化,这是多维度的一种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准确地把握下一步的发展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至今的全球化世界?我想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应该肯定,全球化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必须高度肯定自《哈瓦那宪章》以来以规则为主的全球化话语体系,这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当看到,这是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上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了一些问题,也就是发展不平衡,贫穷差距拉大,这也是事实。不能因为它有一些问题就否定它,也不能因为它取得成绩就全盘肯定。我们现在必须审视,前一段时间有人谈到现在逆全球化等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反全球化的趋势,是人们在全球化进程当中总是处在清楚一阵糊涂一阵的过程,全球化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发展的。 现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我想它的好处我们在这里不论了,它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是不够开放包容;第二是不够公平合理,因为它是统一的规则,面对的是不同的发展水平,甚至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的各种经济体;第三是不够民主平等,少数人的利益绝对多数人的利益,一些小国,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考虑;第四是不够普惠平衡,目前的差别待遇不足以解决各经济体在发展权上的公平;第五是规则设计尚欠科学。表现在目前世贸组织的规则无法消除各国对贸易原则采用不同的解释,也无法消除各国破坏规则的行为。因此,对它进行适度的调整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必将影响全球化的发展。 下一步4.0,进一步全球化的趋势应当是一个什么图画?这个我们也在小范围内议过,也在一定场合大家探讨过,我想有这几点是可以看的清的: 第一这一定是逐步走向往上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不可能很完整。 现在有人说对未来国际贸易体系做一个顶层设计,我想这个说法是不现实的,是摸着走的,过去东北人有一句话叫脚踩西瓜皮,滑哪儿算哪儿,是这么一个过程,不可能设计出来,这就像语法是建立在语言发展的基础之后。套用奥运会的一句话,没有最理想,只有更理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往下发展。 第二下一步全球化4.0的发展,应该从现在实践的最薄弱的地方,最需要的地方出发。 第三在坚持既有规则的同时,不断完善治理,恐怕是最佳的选择,就是不能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德铭同志写过一本很好的书,叫《重构世界规则》。“重构”里面是一个改善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完善治理结构的过程当中,坚持这么几条: 第一是坚持WTO基本原则,就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 第二是正确理解不破不立,我们国家往往是不破不立的,“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现在恐怕破了之后,会造成世界范围内更大的混乱,对人类发展的确实是巨大的。 第三是针对目前我们全球化实践当中存在的不足部分,就是坚持“一带一路”精神,推进全球化发展进程。“一带一路”精神里面开放包容、互利共盈、开放共商共享都是最好的。 第四是妥善处理既有规则和新的实践中间的矛盾,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最后,我用四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用定力坚持正确方向,用包容看待各类分歧,用智慧解决复杂关系,用耐心面对持久的博弈,谢谢大家![详情]

陈德铭:今年G20或将提出关于WTO改革的原则性表述
陈德铭:今年G20或将提出关于WTO改革的原则性表述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CCG名誉主席陈德铭出席并演讲。 陈德铭称,研究学者可以高度关注一下今年在日本召开的G20峰会,以及在那里可能会提出的对于世贸组织改革的一些原则性的建议或者是一些表述,但是真正世贸的改革还是要到世贸组织164个成员的部长会议上去讨论。“这也说明全球化治理中间规则的治理,特别是多边规则讨论在当前的情况下是非常难的,可能不是一下子短期就能实现的。” 以下为实录: 陈德铭:讨论全球化首先是全球化的进度越来越高,所以现在全球化的所有指标都是历史上最高的。当前的停滞、趋缓,实际上是对多边规则的挑战。多边规则后面背后是大国关系如何相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世贸组织的改革。 大家都知道,二战以后我们的经济在多边上有三个支柱,包括IMF和世贸组织。世贸组织改革去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G20上讨论了一次,想起草一段话,结果这段话始终达不到一致,因为不同的国家对改革的取向,自己要得到的利益和想法是很不一致的。最后就把G20的0去掉,大家建议由中国和美国来讨论世贸组织怎么改,这其实也是很难的。因为特朗普总统在他的Twitter里面曾经说过,说战后的规则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度是没有办法约束的,我们需要给它一个笼子。中国当然不愿意被一个笼子套住,但是为了达成一致的意见,中国也派了很多专家去谈判,最后形成了一个G20的声明,第26段讲了世贸怎么改革的问题。 首先,中国为了取得一致,不在里面提出批判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也不再批判国家资本主义等等,这一点达成了。对于世贸要不要改革?刚刚陈健先生已经说了。因为世贸是在布雷顿体系当中没有达成,经过整整50年,1995年1月1日才成立,这50年的磨合中间对于世贸的功能进行了很多的讨论,做了很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都是有上述机构来裁定的。这样一个做法,它的缺陷就是很多规则是要完全一致通过,因为有164个成员,而它的优点因为是有牙齿,能制裁,在这一点上,比IMF和世界银行要好一点。而且它不属于联合国下面的独立机构,是一个永久性的独立性机构,这样公正性也好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不仅国际政治、经济、地缘发生了变化,而且高科技的发展,信息社会已经到来,所以确实有很多东西需要修改。因此,大家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所追求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远远没有实现,所以世贸组织改革还是需要的。 中美的方案拿出来讨论的时候,印度、南非等国家对于用Reform这个字来表述不赞成,他们希望用Improve,他们不需要改革太多,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改掉了,最后中国做了工作,英文版还是用Reform,但是为什么要改,什么方向很难取得一致,所以最后达成了一个意见,就是由今年在日本召开的G20会议来讨论世贸组织怎么改的问题。会后日本非常积极,把中美相关的代表不断请去讨论,我觉得也是很难的一件事。世贸组织的改革并不是G20确定的,世贸组织改革的方向,中国要坚持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特殊待遇,差别性的待遇还是要保留的。而美国强调中国已经不能再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而且中国不是市场经济等等,所以中国将来的博弈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作为研究学者可以高度关注一下今年在日本召开的G20,以及在那里可能会提出的对于世贸组织改革的一些原则性的建议或者是一些表述,但是真正世贸的改革还是要到世贸组织164个成员的部长会议上去讨论。这也说明全球化治理中间规则的治理,特别是多边规则讨论在当前的情况下是非常难的,可能不是一下子短期就能实现的。[详情]

CCG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
CCG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CCG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出席并主持大会。[详情]

高岸明:全球治理是多元行为主体共谋共管的公共事务
高岸明:全球治理是多元行为主体共谋共管的公共事务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高岸明出席并致辞。 其表示全球治理是多元行为主体共谋、共管的全球公共事务,需要各行为主体破除国家自我中心主义的迷思,共同完善可操作和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方案与架构。合作开展应用型研究,做到共商、共建、共享。平衡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拿出可行有效、顺应历史潮流的全球治理方案,从而实现互利共盈。 以下为实录: 高岸明: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由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参与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并向主办方CCG致以崇高的敬意。本届论坛以“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为主题,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承载着美好的愿景,体现了时代命题、中国理念,彰显了中国格局、中国担当。 3月底中国外文局在巴黎承办的中法全球治理论坛的闭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国际社会正面临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并提出破解这四大赤字需要秉承的“公正合理、互商互谅、同舟共济、互利共盈”四大理念。这促使我们思考,作为智库和国际传播机构,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如何用好破解四大赤字的中国方案,驾驭好变革的力量,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均衡的全球治理体系。利用这个机会,我愿与大家分享几点想法: 第一着眼共同研究。 全球治理是多元行为主体共谋、共管的全球公共事务,需要各行为主体破除国家自我中心主义的迷思,共同完善可操作和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方案与架构。破解四大赤字,应对全球化新挑战,需要我们应对地区冲突与局部战争,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等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议题。合作开展应用型研究,做到共商、共建、共享。平衡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拿出可行有效、顺应历史潮流的全球治理方案,从而实现互利共盈。 第二着眼凝聚共识。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参与全球治理行为显示出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与密切互动性。在关乎人类共同发展的议题上,各个国家、机构内在的需要通过采取联合的共同行动,按照中国传统的理念叫做“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并通过遵守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或者是各方达成的一致,而非依仗强权而解决全球性的问题,维护全球性的公共利益。在当前国际变局下,唯有高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才能够调动起最广泛的积极性,求得最大公约数,驱散冷战思维和单边注意的阴霾,引领全球治理变革。 第三着眼务实行动。 历史发展,文明繁盛,人类进步,既需要思想者,更需要担当者和行动者。全球治理是实践的进程,深化推进全球治理创新,需要在实践中运用新理念,探索新机制,促进共识与共建,有机融合与互动。应对全球化新挑战需要政府、企业、媒体和智库等不同主体发挥合力,秉持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以集体行动之力,唤起全人类命运与共的行动自觉,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这取决于今日在座每一位的思索与具体的努力。 我所服务的中国外文局是中国人数最多、业务门类最全的对外传播机构,涵盖智库、网络、图书期刊出版、对外书刊发行等业务板块。我们愿与在座的各位一道加强在全球治理领域的研究对话,在世界乱象中发挥中国作用,推动形成全力合力,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 最后,期待各位专家在本次年会上碰撞出更多智慧的火花,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也祝大家在鲜花盛开的美丽北京开心愉快,谢谢大家![详情]

罗世礼:确保全球化4.0是普惠包容的 能够降低不平等
罗世礼:确保全球化4.0是普惠包容的 能够降低不平等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H.E. Nicholas Rosellini(罗世礼)出席并致辞。 其表示贸易和投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提高这一点来促进全球化4.0的优势,从而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H.E.Nicholas Rosellini指出,也有与之俱来的其他全球化的风险,我们必须要提高管理,确保经济增长,是普惠包容性的,降低不平等,同时加强可持续的社会与环境发展。 以下为实录: H.E.Nicholas Rosellini:尊敬的前部长陈德铭先生,尊敬的CCG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非常荣幸今天来到这里参加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今天的活动将聚焦全球化4.0,这个新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已经没有做出准备了。我今天想要表达的主要信息就是,全球化4.0毋庸置疑给我们带来了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和风险。风险如果管理不佳,将会进一步扩大不平等,使得很多人落在队伍后面。全球化由科技以及人民和想法、货物的流动而推动。冷战结束开启了世界贸易的自由化,科技进步以及无国境的交流。自那以来,全球化已经带来了诸多裨益,它使我们劳动分工更加高效,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让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进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也发现,双球化一是把双刃剑,开放的市场增加了竞争,从而导致了有赢有输。许多产业从一国搬迁到另一国,很多人因此而掉队,不平等现象也因此加剧,这对于社会带来了冲击,我们应该正视这样的严重冲击。不久前联合国秘书长谈到了世界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他非常担忧地表示,我们现在的世界面临危机,正当性的危机、信誉的危机和信心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仅是对政府信任的缺乏,同时也表明了人民对于全球化失去了信心和信任,同时也对它背后的经济体系丧失了信心。 我们对全球化4.0应该有什么期待呢?目前科技在第四次工业化革命中快速进展,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生产、健康等这些领域的基本生活方式会遭到重大变革。当然,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机遇,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一个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的风险。在创新驱动的新近来模式中,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租金现象,影响到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解决方案不是国家保护主义,全球化4.0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全球挑战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拿出全球化的解决方案,循规蹈矩是绝对不够的。我们要妥善管理全球化4.0的风险,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整体地调整对经济的做法,调整我们的社会健康以及社保体系,确保人们都不会掉队,我们的变化必须在国家以及国际层面同时发生。 幸运的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动作了,国家不断推进去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在2015年实现了一个里程碑,世界领袖共同通过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个议程包括了17个持续发展目标,其中包括终结贫困,确保所有人都享受福祉,其中的核心内涵就是大家都不要掉队,确保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让所有人共享。不仅能够惠及普通人,也要惠及所有人。联合国自从建立以来就是一个多边治理的基石,在二战以后浮现的这个多边机制目前不能够胜任应对全球化4.0的挑战。联合国知道自己必须变革,正因为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已经推出了联合国历史上的最具革新的改革,给人们更多的声音,让联合国能够更好的实现2030议程,回应全球化4.0带来的挑战。 另外一个积极的发展是中国成为了一个多边合作以及多边主义的支持者。我们的目标是要连接国家和人民,增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贸易和投资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现在可以提高这一点来促进全球化4.0的优势,从而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但是也有与之俱来的其他全球化的风险,我们必须要提高管理,确保经济增长,是普惠包容性的,降低不平等,同时加强可持续的社会与环境发展。 本次论坛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更好地应对已经来到我们眼前的未来,谢谢各位![详情]

崔明谟:2018年中国利用外资情况取得良好成绩
崔明谟:2018年中国利用外资情况取得良好成绩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出席并致辞。 今年是中国建国70周年,崔明谟表示,这7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今天,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取得了重大发展。 他还指出,2018年,中国利用外资情况取得良好成绩。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8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533家,同比增长了69.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349.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 以下为实录: 崔明谟:尊敬的陈部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对在座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感谢,也对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成功地连续举办了四届,汇聚中国与全球政产学研等各界精英论道全球化,为全球化竞争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建言,凝聚社会共识,为推进全球化献策,促进了新的全球合作,对推动中国与全球化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今年是中国建国70周年,7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今天,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取得了重大发展。2018年,中国利用外资情况取得良好成绩。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8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533家,同比增长了69.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349.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中国的贸易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2018年,进出口总额创历史新高,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0.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9.7%。贸易总量首次超过30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进口稳中向好的目标较好地实现。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保持平稳有序健康发展,今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298.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2%。其中,对外金融类投资93.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05.1%。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20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0.3%。今年也是下一个改革开放40年的开局之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未来,中国也将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习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中指出,中国将采取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措施,着力打开对外开放的新局面。2018年举办的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即将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年“两会”期间通过的《外商投资法》,为外商在华投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些都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决心。在未来,中国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出中国方案,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扩大开放,应对全球化新挑战”。希望各位嘉宾充分发挥自领域的优势,畅所欲言,提出真知灼见,为中国下一个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推动全球化走向全新时代贡献力量。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陈德铭: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不要以老二自居
陈德铭: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不要以老二自居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于2019年4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和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CAFIEC)、联合国驻华代表处(UN China) 联合主办,主题为:聚焦全球化4.0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CCG名誉主席陈德铭出席并致辞。 陈德铭认为,当前全球化面临的紧迫的问题是与时俱进的修改或完善国际多边的规则,而这个紧迫问题背后更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求得共识和可以开展合作。如果大国之间始终是南辕北辙,新的多边规则是难以见天日的。 他表示,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要确立一个多边共治的战略和策略,“不要以老二自居,更不要自喻为是未来的老大,时刻牢记多边共同参与全球的治理”。 要牢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牢记14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国情非常特殊的国家,任何人均经济指标乘以14亿,就在全球排到前一二位,任何经济总量除以14亿,就在全球处于70位到100位之间,这就是我们的国情,也是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应该考虑的实际情况。 以下为实录: 陈德铭:尊敬的王辉耀先生,尊敬的崔明谟先生,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我非常高兴能受邀参加CCG一年一度的年会,首先向大家抱歉的是我昨天没有参会,在上海和新加坡副总理讨论未来合作的一些事情。因为我在苏州工作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建立了一个苏州工业园,前天正好是庆祝苏州工业园25周年活动。当然我们讨论的题目跟这次会议的主题很相似,就是未来全球化和中国的开放战略。 我欣然接受这么一个独立于公共财政支持的中国智库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国家进一步的开放中,独立的非财政资助的智库在国际交往中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并不了解其内部运作的机制,所以身临其境,才能学到更多。我看到诸多同事、老友先期进入了这个组织,所以和你们共舞,能够学而不厌,学到很多的东西。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有一个想法,非常希望CCG能真正办成一个非营利的中国智库,希望它能跟国际的同行,尤其是跟美、欧等智库进行深度的交流与对话,这也是中国未来进一步开放发展的需要。因为在官方场合,很多西方国家已经在多边组织对我们发起了挑战。而如果我们用智库以事实来说话,更容易打动人心,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同时,我们国家需要深度的改革,我们改革的方向、措施、目标,智库将依据国际国内的大势提出建议,也是对国家非常有利的。当然,我也会要求自己在参加讨论和咨询的时候做到知无不言,而对外发声的时候将因循《宪法》的精神。 这次会议我们聚焦中国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战略,作为一个新人,我也想说几句拙见,因为全球化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一个漫长的、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全球化进程的趋缓、停滞,甚至倒退,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种常态,出现过好几次。二战以后,全球化经济高度发展,跨境贸易、投资占全球GDP的比重越来越高。比如跨境贸易已经占到了全球GDP的三分之一左右,跨境的投资已经达到了全球GDP的两倍多到三倍左右。而且在贸易结构中,中间品的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权重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特别是服务贸易,尽管比重还不到三分之一,但是它每年的增速很快,增幅在70%左右。所以,今年全球化的趋势,或者近一两年全球化趋于迟缓,大家都感到惊讶或者不解。单边主义、民粹思想在一些受益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又沉渣泛起,这使我们清醒地看到,我们外部的世界其实是一个不断的自我调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 全球化的主力军是跨国公司,而绝大多数的跨国公司多属于私营企业。因此,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特征以及它的弊端也无一例外地在当今这次全球化过程中烙上深深的烙印。中国古语说,不患寡,患不均,资本主义在这样一个私有制度上建立起来,曾有它历史先进性的一面。但是它的多边国际规则如果不相应的改革或者改良,那么全球化的天花板很难被突破。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全球化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与时俱进的修改或完善国际多边的规则,而这个紧迫问题背后更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以求得共识和可以开展合作。如果大国之间始终是南辕北辙,新的规则是难以见天日的,区域的经济合作反倒会方兴未艾的发展。 因此,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要确立一个多边共治的战略和策略,不要以老二自居,更不要自喻为是未来的老大,时刻牢记多边共同参与全球的治理。牢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牢记14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国情非常特殊的国家,任何人均经济指标乘以14亿,就在全球排到前一二位,任何经济总量除以14亿,就在全球处于70位到100位之间,这就是我们的国情,也是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应该考虑的实际情况。 我的拙见不一定正确,是第一次参会,谢谢大家给我的鼓励,谢谢![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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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智库(C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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